“一区老工房”是无处可觅了，回想当年第一次从澳洲回常时，她还在。我曾特地从第一排走过，中间穿过一两排，再走到最后一排，完全没有印象--我得坦诚，自己本是就从来没有印象---我父亲的一家曾在这些简朴得很的屋檐下、哪一间里居住过，现在父亲母亲都不在了，他们的世交、他们的那一代也都故去。多年来，无论我在哪里颠簸，在哪里彷徨，脑海里常会突然清晰地闪现出他们（清晰的只是我称之为“。。。妈妈”的女性们（而她们的男主角我丝毫没有印象），更多的时侯又让我费力而徒然，我知道是因为自己想起父亲和母亲的缘故，我才会牵连地想起她们，那不多的几位年长者，这同我从小老从母亲的唠叨声里聆听她和她们的琐碎故事有关，而一旦串门时，小孩的我同弟弟总是获得她们举家的厚待，如今便让岁月施予了我她们永世的和蔼笑脸，那么开心爽朗、无所顾忌的相互感染着的笑声，依然有着的它乡的语音和永不缺的像妈妈那样轻轻的关顾。我无法说清，我从20岁到30岁的那十年里，妈妈可还要求过我陪她一起去看看这些一区老工房里的老邻居，也不记得她们可曾来过我们老在变动的家。人生里原因很多，或者她们早已老去？我没有问过，可那世道人像是越活越不知道脚该踏在哪里时，人便渐渐地少挪动脚步了，话头也就稀少。

依稀还记得老工房一区最后面，还有一方小小的战士的墓地，像是打上海的那年头，国民党飞机轰炸戚墅堰机厂时牺牲的士兵，那年见名字用红漆描过。当年国民党飞机过来轰炸，一区也自然被波及。我们一家仓皇摆渡过了百多米外的大运河，避难在一个5，6里远的“张家村”。那时我小弟还在吃奶，便在村上认了个奶妈。此后10多年里，我们一家几口隔年都会在春天里选个天高云淡乡间色彩美的日子虔诚地去拜访—万不能用“亲自”这个狂妄的字眼---那里的乡亲，那家自然是姓张，张叔叔也在龙头厂干活，他老父亲还健在，阳光下晒成红棕色的皮肤，头发开始银白，声音非常宽厚，但年龄怕大不了我父亲几岁。我们主要去看望他家，也去看望我弟弟的奶娘。什么时候不去了，我想大约是1963年前后吧，人那时没来由地开始活得诚惶诚恐，也或许春天里我同弟弟都离家上学了，而我姐也自愿去了大西北的《大同机车车辆工厂》。世道渐渐地不安稳起来。如今，回想起那种下乡的场景，依然令我向往。运河那一边平坦广袤的田野，错落的白墙黑瓦的村庄，江南农村的富庶是名不虚传的。我依稀还记得大人们会谈到土改，谈到村上的成分划分，张叔叔说，村上没有贫农，也没有富农，都是中农，家家都有自己的田亩。父亲则会拿来同自己的老家无锡南门外东绛镇乡下比较，情况差不多，但像是比无锡老家更富庶。因为我父亲成分是贫农，父亲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上代头赌博，田产全输光了，要不自己作为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兄弟，还有四个妹妹，不会13岁就进这家工厂当学徒。当时工厂在上海吴淞口，叫“吴淞机厂老厂”。张爷爷说，土改是也是很凶的，上面派了人，好在乡里乡亲，知根知底，所以没有地主富农，要在别的村上，怕就难说了。我现在想，当年妈妈抱着弟弟牵着我，跑到这个村子停下来，怕也是这个原因。瞧瞧这些砖砌的农家大院，几进呢。

张叔叔有个妹妹，记得比我姐大，长得清秀、健康、漂亮，至今还能记起她的容颜，白净的肤色，丹凤眼，高挑的身材，一说话，脸上红晕就透出来，我只当没见。她当时快初中毕业，要不要继续读书，他家有些纠结，他哥就对他高龄的父亲说，让朱师傅（指我父亲）拿拿主意吧。我记得父亲跟张爷爷讨论过这事，我有听没听地在一边坐着。父亲说，让“小琴”（好像是这个名字）继续读下去吧，她又自己想读。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家境又不需要孩子挣那点钱。我感觉到，张家爷爷很看重父亲的意见。后来她就上了高中。高中毕业后考不考上大学，像是没有，农村的高中，终究是难些，那时候，就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铁路中学，就我姐那一辈，哪一年高考不是咸鸭蛋？好在工厂有技校，也有“工大”。只是到了1963年那年，才有两个铁中女生一鸣惊人，名声传遍厂区，她俩一起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我这么说，不是说铁中出来的学生就是水平差，成绩好的当然有，高才高分，但那年月成分上来了，再好也没有用。铁路医院妇产科主任的大女儿，七区旁边的住宅区就是医院的，再过去是护士学校，我说不出她的名字，但她妹妹在“省常中”低我一级，她姐在铁中高分却连大学都考不上，最后只得下乡插队，那时还不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属于“社会青年”，这是插话了。而这两个凤凰大姐，都是我同学的姐姐，一个是七区12号，我家后面一排东头第一间许建华的大姐，一个是六区李焕明的姐姐。许大姐之后的故事，如果今天讲来，依然使人心痛而又起敬。而许建华，高中还在铁中读，下乡时铁中便去了溧阳社渚公社，有年批林彪批孔老二，一大批知青还在溧阳遇上了，不知当时什么原因，那晚我同他挤在一张床上将就，他真是我的如此多年的“发小”；后来铁道部支援四川的三线，机厂许多家长考虑到子女前途，便毅然不是去了四川的资阳，便是安徽的铜陵，建华便跟着父亲走了，我想，在四川，他也早已退休；如今，依然还在七区的小时玩伴，依然记得他。李焕明则是我省常中的隔班同学，下乡像是在庆丰公社，英俊的后生小子，娶了位溧阳美女，我还去过他婚后的家，女方像是从溧阳县城下放的，后来记得焕明也上了大学，回了常州。

当然，这些事我没有告诉女儿，这些事一如“天高皇帝远”般对我的女儿不着边际。但我告诉女儿，她爷爷的第一处家是没处寻了，可女儿依我手指处，看见的却是五颜六色壮观的《火车头体育场》，她便想过去看看。我看到了“正在施工”的招牌和围栏，便告诉女儿，现在不允许进去。她有些失望。我告诉女儿，火车头体育场原来不是在现在的地方，它原来在“工房一区”与“工房二区”之间。女儿不得要领地点点头，马上问：“what is the next?”我告诉她，下面就去“二区”，这是我们从一区搬出后的第二个老家所在。那是两层楼的排屋，砖房。老家好像是在第二排，楼上；没两年，又搬了出去。因为，49年后，工厂在迅速发展，职工待遇在改善。

我回头看看那厂大门，几十年前，先是我的父亲，接着是我的母亲，再后来是我的姐，天天随着工厂拉响的汽笛声，进厂出厂；以后，我姐去了山西大同机厂，再以后有位北京铁道学院内燃机系完成了5年大学生涯的毕业生被分配了进来，如今他依然记得在臨別北京鐵道學院時，虔诚地拜別了豎立在大禮堂前面學院大道中央的中國蒸汽機車鼻祖-----詹天佑先生的銅像。他，后来成了我姐夫，在机厂度过了15年的光阴，之后离开了，若干年后又曾以侨办举办的“华侨企业家”的身份回到这家工厂参观，见到了1965年前后進廠的同學或同事，在他離開後，都陆续當了廠長、党委書記、工廠秘書，車間主任。。。。。。我们这一家，只是我同弟弟，实现了父亲当年让我们从铁中、铁小考出去，到外埠去读书的愿望，也就真没有再在这家工厂讨要营生。虽说这有点违反他自己的经历，但世道是变的。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现在的《中国南车》，虽只是一家企业，搞的是实业，是实体经济，可骨子里，从它一诞生时的“吴淞机厂老厂”起就是“国企”，过去是国民党的“国企”，之后落入“日本人”之手，再以后，成为共产党的“国企”，无论如何，这类国企，同样是个政治实体，凡“政治”要求的所有元素，大门内一样不缺，那里不会有零和的理论，也不会思考“四色问题”，那里自然充满着铁件携带出的噪杂声，是能铿锵着的丛林，便一样有着丛林法则；恒久不变的依然是：人们期待能回答：“工字出头”是什么？

这个问题，即便是当今的《中国梦》，怕也不能匆忙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