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第二个年头，戚机厂专案组因文革中的事情，不断地来到生产队骚扰小刘，使得他不胜沮丧；也涉及大维，因为大维是戚机厂造反派“工人造反总部”（简称“工总”）的智囊人物。第一次从大田里把他叫到大队，我不在场；第二次时，我已经是队里的饲养员，不用下地，而专案组就在我们的草屋里问话。我百无聊赖地依门框站着，只是想听听这类玩意究竟是什么。这两位戚机厂来的，一坐下，我就认出其中一位是我姐当年的同班男生，我没说出来，他却认不出我。小刘还是老习惯，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把一只手抬起，手指放在鼻子底下，眼睛看你一会，然后看看别处。你就会想，这人在不在想啊？我是老同学了，知道是他的习惯，有耐心。这两玩意怕不习惯，言语有些硬起来，我脸上怕是有些反应，又不认得我，便把音量放低了。可他们问的一些问题，真它妈的操蛋。比如：1966年几月几号，你同陈大维还有工总的谁谁，一起去戚墅堰街上，还有谁一起去了，一共几人？去干什么的，谁走在前面，谁走在第一个？你同谁走在一起，你身后是谁？一路上谈些什么？你都说了什么？别人一个个说了什么？等等，这个问题不是我现在为举例写下来，就是这样问。口气像审问犯人。社员们像是从大队里的风言风语里听到什么，悄悄问我，小刘是不是以前犯过事了？我说，哪里，他认识的人多，故事多，城里的人现在不清楚，来让他帮助回忆回忆。什么故事啊？我说城里人的故事，里面还有大人物。社员不由地肃然起来。问我，你也知道吗？我说我级别不够。我同你一样，不是书记，泥杆子。就这样，专案组能翻来倒去问三五个小时。终于结束，谈话就松泛了。我那姐的同学问，溧阳大栗有名，多少钱一斤？到哪里买得到？走后，我说，小刘，有些混账问题，就直接说记不得，想不起来，跟他们磨什么吗?废话里他们也会瞎弄你。第三个年头里，小刘的父亲，刘工，原来在北京铁道部里好好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因为想到基层干一番事业自愿来到机厂，他们举家来时，暂时安置在铁中新校舍的后面，铁路技工学校的大堂里，我们闲逛时看到过，还想，这是哪儿来的嘛？拖儿带女的一大帮。现在便被机厂全家撇到了农村，就落实在这个公社的蒋家庄，一起的还有他夫人和崇沛的小弟。好在崇沛的大妹是常州护士学校毕业，留在城里了，二妹和小妹插在农场，没有挤在一块。那时将这样的下放称之为“革命干部下乡”，带薪。想想，刘工一月156元，我作为强劳力全年一年450多工分，也就不到他月工资的8成。要不是一批下来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戚机厂的时总工程师的半个家庭，还有铁小的教师，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钓鱼高手，可惜我忘了名字了。我在公社一次还遇到省中教我的语文老师蒋焕文，原重庆日报编辑，我在澳华登过一篇《乌鸦的欣喜》，在评论栏里的长文中提到过他，那时还是出于調侃的顺手，隐去了他的名字中的中间一个字，听他上课，使我领会到文字的魅力会如何使人忘情。这批带薪“革命干部”的到来，打消了崇沛担忧是自己连累了父亲母亲和小弟的负疚感。他的抽烟习惯却已经形成，我叫他不要抽，没用。我想，刘工和时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农村这几年，空气是新鲜的，粮食瓜果蔬菜都是一流质量，不干活就能拿那么多钱，这在中国农民眼里，共产主义大概就是这样了，这就叫命好。可他们内心里怎样想？刘工好酒，鼻子尖老红红的；时总，我这边老有他所在大队借了他多少钱的传闻，由此去他家，我只在门口站站，他知道我，说:”一个小胖子”。当年在乡下，我极其注意锻炼的，推举能136斤，我体重多少？116斤，如今依然如此。虽然1975年还是1976年这一大批戚机厂的下放干部又返回了城里，他们都会有留下了“买路钱”的感概，要说没有，就别逗人了。我当年把《文革速写》拍上澳华网时，一时兴起，也写过作者注，里面就有真实的情景记录。知识分子的清高，本是一种复杂的自我定位，经此一折腾，从此圆滑就会比邻而居了。虽然，据说也会有进化了一步的意义。

当年铁道部里拨乱反正，问：戚墅堰机车厂的时总来了吗？戚机厂去的大员一时面面相噓，不知如何解释。部里说：混账!时总到乡下去干什么？钓鱼去了？后面那句话当然是我杜撰的。终究是好事。刘工回城，小刘也一块走了，留下我一人；虽然当年的知青还有一位同窗老邱，但他成家了，很早就在邻村安了家。我呢，缺了一个多少也给我“家”感觉的去处，刘工常叫崇沛把我带家去，去蹭他一餐好酒好菜，陪他喝酒；饭后同他全家来几盘扑克。有时，我会在那翻翻刘工的仅存的藏书，他大学里自己抄写的五线谱歌本，也是外语歌词，不是英语，也不是我算是初中高中学了6年的俄语，记得是法语或德语之类。刘工是否懂几国语言，我不记得了。可惜，他回机厂没几年，就因肝病去世。崇沛当年跟我说，当父亲已经不能说话时，眼角的眼泪不断地流着。八年前刘崇沛59岁，也因肝病走了；妻子是铁小教师，该是退休了，女儿苏州大学毕业，在苏州工作。崇沛很为女儿极强的自立能力而自豪。我去南京航院读书的那年，公社里还走了几位，一个去了南京工学院，姓许，记得是三（五）班的，他是无线电天才，还有一位三（七）班的女生，进了镇江农机学院，至于也是三（五）班的甘青，我要多说几句。我想他这个名字想了两天，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可能记不起他的名字。插队那么多年，每次偶尔在公社驻地相遇，我同他总是直呼大名之后，就是用常州话问：现在怎么样了？还在田里挣工分？回说，不挣工分还能干什么呢？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努力回想，终于像鱼鹰突然入水叼起了潜流里的鱼儿般，那个“青”字蹦了出来。他填了南京师范学院，说那里包伙食，再不能靠父母了。还有一位，姓章，是随他母亲章医生的姓，我应该记得他的全名，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他爸是国民党将军，他妈原为上海国军军医，继父是常州锡剧团的服装设计师，当年锡剧团就在常州红梅公园里。我得把他的名字想出来。我应该记得他的。因为我当年土法施工的两座桥，大梁合拢时的连接铁板都是他焊接的。我说，哥们，你得给焊接好了，出事我就完了！他焊接好后，给我一把锤子，说：你砸吧，断开来的话我重新焊。我说能断开来？他说，你砸吧，没事的。后来我问他，从哪里学来的？他说，哪里学的？看看书，来这儿（指公社机电站）有机会了，就焊了！第一次焊的，几锤就散料了。现在，你看，鱼鳞纹，质量保证。我知道鱼鳞纹的含义。77年那年他复试落选，说“政治不及格。”我想是“政审”不及格吧？第二年他再考，上了上海交大。记得在另一公社的省中校友也是机厂子弟的王守连，他哥是我姐初中的同学，难得的几个考上大学的铁中生。那年同章同学一样，落选，传言说关起门来大哭，但第二年上了同济大学。其实77年我大队的常州女子中学的知青也有1名，叫周菊芳，也种了10年地，但复试没过，同我一大队，很可惜，78年回城，进了省中当老师，现在早退休了。溧阳县里其他公社的插青，如河心公社，有更多的省常中66届毕业生，78年考上很多，估计他们一看77年的结果，相信这回是来真的了，许多如甘青和我一样对历年推荐工农兵学员冷淡的人，以及已经在乡村学校安稳下来的知青便立即全力拼了，比如我班的葛人泽，原省中球队守门，体操队的，78年考上了上海交大。即便务农的比我年长两岁的，我的同组插青老邱，也考上了镇江农机学院还是南京师范学院的分院，后来在溧阳省中教书，官拜教导主任或许更高。刘崇沛回常后从机厂上了常州工学院。在公社中学教书的时殷平，考上了上海交大，时总的二儿子考上了合肥大学，留校了，小儿子南京大学，他还真有些故事。在庆丰公社的王生九回城后进了戚机厂，也去了南工进修。他爸是机厂副厂长，王道年，好像后来也是总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