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舞台，现今长袖善舞的政治家、政客、自然也包括能与之打堆的忠诚的幕僚，大抵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了，女的政客么一定是年轻若干年才能拿到入场券，这是国情，饶有兴味，我这样说，像是有点贬义；那我换个角度，用中国品茶的术语，那就是代表了中国历史的“馥郁”味，便能供人满足嗅觉了。但无论是台上的还是八字不好被踹下了台的，他们经历的事情，我等便也能历历在目，想接受糊弄便得先自贬智商，抹掉记忆，才能开口糊话。记得1966年年底同班里几个同学步行串联，过长江，奔山东孟良崮，又入河北，经林冲火烧草料场的沧州，想到天津，却在接待站被两小孩子拦截，原来是常州荷花池小学的小学生，6年级，居然兜里只有两块钱，几本小人书，一根牙刷一块毛巾地就出来“步行串联”了。我们便带着他俩一路到天津。算算年龄，也就是如今中国政治舞台上正活跃着的群体的年龄段，60出头一点。所以，若听他们谈文革，谈他们的上山下乡，我是不大当真的。比如当年这两个小学生，带他们到了天津，分手时，我们看他们衣裳单薄，便匀了些冬衣给他俩穿。我给了件短棉大衣。结果回去后找到小学校去取，说丢了。老天，那时可是什么都要票的，布票棉花票，容易么？荷花池老师听了替我打抱不平，同到他家，说起码该还给人布票吧？我便取回了若干尺布票。我说这事，是说，这小家伙现在也60多了，他会说那要穿在身上御寒的短大衣怎么丢掉的吗？冷得索索的，把大衣丢了？老师问他：是换了钱吧？他说：没有。那怎么丢了？不吭声了。

如今，即便看当今国内媒体热情介绍台上国家级领导人物文革如何，上山下乡如何时，我总想，遇到过在各地插队的知青，内蒙的，四川的，新疆的，北大荒那边的，江北的，江南的，其实质都非常相似。可人物们一当了高官，视野改了可以，怎么连过去都不像跟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了呢？人说天有九重天，那是天上，难道同踩在黄土地上，实际也有九层地？可不能连周围的人也搬迁了吧？

比如审判所谓的“四人帮”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归给了狗头军师张春桥的。好像天下之大，如此伤天害理而且弱智的就是他，造成农村贫穷的魁首也就是他。其实，哪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实在在是中国举国的国策，而且极其认真地贯彻着，政策绝对地“能出中南海”，下达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党支部。说句大不敬的话，焦裕禄当县委书记，是一年多吧，兰考县太穷，逃荒要饭，治理风沙，就迅速摧垮了他的病体。无论如何，他若活得长些，依然也会执行这个疯人政策，虽我也信无损他“两袖清风来去”，却一定谈不上“百姓好官”能同百姓“肝胆长如洗”。

我插队的第三年，东湖四队，搞过一次分组承包。该队当时140多人，大约23户人家再加两五保户。集体耕种的土地大约280多亩，大多是圩田，适合种水稻和麦子。只要不闹大水，圩子不破堤坝，收成还是可以的。因为收入不高，觉得把生产队一分为二，农田也一样分，劳力搭配均匀，化肥种子等等全均分，全年工分定下一个总额度。各组社员的猪粪肥归各组核算，所有的地块重新丈量。两组比拼，说：青石板上摔乌龟-硬碰硬。秋后算账，少一千斤扣多少拨下的工分，超一千斤加多少工分。于是每一块田都重新丈量过，肥瘦搭配开来。我这边是政治队长、副队长；另一边是生产队长他大家族四兄弟为主。我们四个知青也一分为二。

中国农民善良，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奔头，就全力以赴----前提是你得“松绑”他们。一个“绑”字点穿了新中国对子民的定位实质。就这一年里，我真切地知道了与之相处的农民，也知道了这个国家。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