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来了，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自己的曾经，向已经逝去的青春致敬。去年，在网上“晒”了自己最后一张穿军装的照片，今年，要讲讲与我穿过同样军装战友的故事。  

一天，我开电脑上向几个同事展示我和战友穆秭写的博客。博客的内容都是我们在部队当兵的生活和情感，记录着那年月，一群风华正茂年轻士兵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由于我没开通博客，所以，我把自己写的有关当兵生活的博客文章“贴”到了穆秭战友称之为“自留地”的博客上。

正在我“嘚瑟”起劲时，一位护士问道： “他为什么取名叫穆秭？”

“我这位战友姓李，木子李，所以谐音叫穆秭，是个作家”。我回答。

“有学问的人啊，起名都不同。要是我直接叫木子，省的起个姑娘名”。

“打住、打住，你看清楚，人家用的是‵秭′，古代一万亿的大数，不是姊妹的‵姊′，他长着胡子，是纯爷们”。我加重语气解释。

“哦，明白了，他是哥，不是姐。”护士自语道。  

“这是医院骨科吗？”电话中一个操着南腔北调的家伙问道。

    “您好，找谁？”护士问。

    “我找阿武。”

    “我们主任在做手术，现在不能接电话。”

    “做手术，阿武还会做手术？你们医院有几个叫阿武的人？”

    “一个，正在做手术”，护士礼貌的答道。

    “你们院办，或、或者人事处、宣传处还有叫阿武的人吗？”

    “我们医院只有一个阿武，是我们主任，在做手术，有、事、请、讲。”护士加重了语气，对南腔北调者似有不满。

“哦，阿武会做手术了。” 这家伙喃喃自语。

电话中那个南腔北调之徒就是穆秭战友。就是这个听似“无厘头”的电话，穆秭寻到了“失散”三十多年阿武战友。

我与穆秭相识于1973年， “分手”于1976年。在此期间，我们在114师创作组朝夕相处，完成了《灯光闪闪》、《重任在肩》等小说集的创作，我初步学习了文学创作的知识，写作了几篇只能称之为“习作”的东西。所以，在战友的眼中，我应该学文科，搞写作才是“王道”，而在穆秭的思维中，阿武应该是舞文弄墨之辈，怎能干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外科营生，实在出乎意料。                           

其实，从部队复员后，我在首钢当工人。听到能够参加高考的消息，我意识到，高考可能是改变自己人生的绝好机会。于是我以小学的水平准备高考。那段时间里，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四点一线”，车间—食堂—教室—宿舍，一个字—“忙”，忙补习、忙高考。结果我的考试成绩达到了当时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于是歪打正着的学了医。毕业后忙工作、忙手术、忙论文、忙职称…… ,渐渐的与穆秭、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那天我在病房里听到远在家乡的穆秭打来的电话时，激动不已，心想，这家伙没忘了我，同时，眼前浮现出我们在河北石家庄“骗电影”的一幕。  

那是1975年的一天，我、小赵、穆秭等人在石家庄27军招待所为《灯光闪闪》定稿。傍晚，我们仨人百无聊赖地在石家庄街头闲逛，不觉来到一家电影院门口，当时正上映罗马尼亚电影《爆炸》。此前听说该电影以其惊险的故事情节、新颖的叙事方式、英雄主义的精神和异国的风土人情为当时“麻木”的中国人思想注入一丝“清新空气”。于是，我们决定到售票处买票，但被告之，电影票售罄。

    “我就不信今天看不上电影”。穆秭有点愤愤不平。

    “没票，怎么进去？”阿武显得没信心。

    “肯定有留票，给当官留的。咱们就说是军区宣传部的，骗他们一下”。穆秭说道。

     于是，穆秭打头，阿武居中，小赵殿后，哥仨径直走向电影院检票口。

    “同志，有票吗？”一个小伙子挡住我们。

    “我们是军区宣传部的，首长请我们看电影”。穆秭一撇嘴，把“首长”两个字说的“山响”。在部队，谁都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

    听说我们是“军区宣传部”的人，检票小伙子来了精神，跟我们套起了近乎。“军区电影放映队的李队长认识吧？”他像见到亲人一般，含笑问道。

    “哦，李队长，认识、认识，他现在很、很忙”。穆秭点着头。

    “小王还好吧？”小伙子得寸进尺。

“还好、还好”。听得出穆秭的声音有点变调。

冤家路窄，这小子怎么会认识军区电影放映队的人。我暗自叫苦。心想，别问了，再问就穿帮了。

正在我们处于窘境，山穷水复疑无路之时，小伙子似乎相信了我们的“瞎话”，不再盘问。

    “请进。”小伙子侧身，让出入口。

     我们仨人如释负重，鱼贯进入影院。

     穆秭坐下，擦擦汗，惊魂未定，自言自语：“小王，我他×知道谁是小王”。

“看电影不要说话。”小赵小声说道。生怕检票的小伙子醒过闷来，将我们清除出场。

整整40年过去了，我们都有了国家认定的高级职称。我成了患者和心中的“骨科专家”，当年的小赵成为我国著名的“南极科学家”和地质学研究员，而穆秭当上了作家和某市的文联主席，某文学杂志的总编。我们常会津津乐道于自己人生奋斗的业绩，唯独羞于谈及当年“逃票”的这段经历。        

此后的多年，京城以外的战友中，我与穆秭走的最近，联系最多，每年春节，我们都会用手机互致问候，。2012年大年初一，照例收到穆秭战友发来的贺年短信，我读后颇有感触，随即用食指(那时不曾有智能手机，更不会搜狗)一笔一划地在手机上回了“史上最长短信”，两千余字，共述战友之情，耗时一个多小时，耽误了上街买菜，以至于被夫人斥为“不务正业“。  

在我的收藏中，有一张穆秭战友1977年春节寄给我的明信片，上面写道：严冬是寒冷的，但我甘愿在严寒中搏斗，因为我知道接踵而来的是明媚的春天。2015年春节，我把这张38年前的明信片扫描后用微信发给他，向他祝贺春节。

我写道：还记得吗？这是38年前你给我的明信片，每看到它，心中永远是“明媚的春天”。4分钱（这张明信片连同邮资为4分钱），维系了我们一生的友谊。战友间的友谊、情感与金钱无关。

穆秭“回信”道：40年这张纸片依然保留，温暖我心。  

前年，我终于在家乡与分别37年的穆秭见了面，那天晚上，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似乎“去洗手间”都是浪费时间。有道是：小孩既憋不住话，又憋不住尿；成人憋得住话，又憋得住尿；老人憋得住话，但憋不住尿。我想，我和穆秭战友的情感能用“憋尿”时间来衡量吗？

八一建军节之际，仅以此文献给我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