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了先生事先已安排好的那位不计鸡毛蒜皮的东北先生，可是他实在不能与他当时的房客违约，让我们早两周提前搬进去。于是只好再重新打电话找房子。
我与先生交错地播着手机与电话，谁也没有知会谁，但心底下都秉持一个现学现用的原则，绝对不会再找一个操着相同铿锵音调的新房东。不论对方是男是女，也不论那个铿锵音调制作的对呼密码曾经在二十多年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后期屡立奇功，只因为被中国奶大却反咬一口的越南人听得懂粤语发声却听不懂用铿锵发声的密码。
临近傍晚时分，一向不太善于听话听音的先生把电话递给了我，说，好像是个北京人。先生十八岁离开村寨去上大学，毕业后因成绩品行优异被选拔到北京。十年的北京生活里，一辆破旧的浑身叮当带响的自行车，载着他在京城走街串巷，南游北巡，堪称是一本立体的活地图。他对北京的熟稔，令我这个所谓的北京人着实惭愧。接过电话，只是“喂喂你好”聊了几声，我就对先生笑了。由此我遇见了Y姐，有关她的故事留着以后有时间我给大家慢慢再聊。
两个北佬，自力更生，乖乖地，当天晚上就搬家了，也无缘再见到那七个挥拳挽臂的南蛮。待一切都安顿好，我对着新东家Y姐的浴室里的镜子照了照，然后脑海里叠映出砸门时七个南蛮个子不高且不尽一致的表情；然后是揎拳捋袖地铿锵呐喊，大部分助词衬词听也不懂；然后是拔腿迈步相拥着走出大门，外加绊脚和推搡；然后是相拥着的十四条腿里，至少两个四条腿，拢共八条都在颤抖……我笑了先，然后很开心的对自己说，一群乌合之众。
五百二十澳元的磅金，此时已经不是租约合同意义上的押金，而是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我们在澳洲能否站住脚立稳根的奠基石。那时候我压根儿没心思去想五百二十元能换多少棵白菜，做多少回饺子；时时刻刻浮现在脑海里的是在北京，我的娘家，我的故乡，我的母国，很不愉快的打官司的经历。
——八个派出所的所长，竟然有七个异口同声地同意私了；打人的罪犯和家属，挺胸抬头在派出所的会议室外面耀武扬威，而被打成轻伤的我们，眼里屈辱的泪混着头上身上的血和着暂时被压抑的气在心底里流。 “您就当我曾经说过的话是放屁吧！ ”这是当年先有正气后来被邪气疝气击倒的政府高级官员说出口的话。心底忿忿不平的我后来为此事不能释怀，还特意去学了一个二学历，法律。学来学去才知道，在一个标榜着法制，实则人治为主的社会里，法律有时纯粹就是一块蒙羞布片，根本遮挡不住林林总总的肮脏龌龊，如同妓女一般在幕后携手与罪犯沆瀣一气；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不如妓女，因为妓女至少还有呻吟和叫床的权利！
澳洲呢？
我的一位朋友J先生在得知我们要移民澳大利亚时，曾特地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澳洲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主义。当时就把我听得如坠五里云雾！现如今刚一登陆就摊上了这种事情，在做婊子和立牌坊之间游移不定地猜测，猜测澳洲的法律到底是个什么嬲玩意儿。
我开始打电话，探索一下澳洲有关民事诉讼法律的程序和秘密。
因为那时候我的英语的大大的不好，所以只能找华人律师的联系联系。
一长串电话打将过去，越打，越觉着悉尼的晴日越来越发黑，乌云涌动，然后是暴雨倾盆，凭空就被泼了个透心儿凉！
——两百块澳元，律师可以帮着写一封具有法律效用，但是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女房东最后会返还磅金，亦即是租房押金的信件。那这封信件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啊？我问。要是震慑了她，女房东就还钱，律师回答。那要是不能震慑她呢？我又问。律师在电话里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它。我突然感觉法律就像个侍妾，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主义里，全是扶不正的偏房在心理扭曲，在吞声忍气，在放蔫儿屁！
真的吗？
我心里还有贼，不死！
此时此刻，终于弄明白了女房东反复询问我们在悉尼有无亲友的由头，也终于想明白了她“误拿”我的电话本的原因。我们初来乍到，无亲无故无朋友，还能投靠谁呀？还能依赖谁呀？还能信任谁呀？
先生耐心地征求我的意见，到底是就让那五百二十大元归了西算了——给女房东送终，做丧葬费不要了？还是化腐朽为神奇，为新移民创业再立奇功？近耶，退耶，骑虎难下。想了半天，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泼妇一样大喊：花多少元打官司，我都认了，不蒸馒头我争的是那口气！
澳洲的官方语言毕竟是英语。于是先生开始找西人律师。
先生一个又一个的拨着号，打了无数个电话，而我则在一旁浑身气着抖着，像秦香莲携儿带女在破庙躲避，见证保护她们母子三人的韩琪被丈夫陈世美逼死一样，愤恨莫名。
苍天有眼。
三天之后，电话里有一个律师表示，愿意免费帮助我们打官司。
我当时就知道，这官司赢定了！！！
偏偏此时，购物的时候遇见了一位重要人证，胖哥。胖哥在听了我们叙述被女房东轰出来的故事之后，一脸的歉意。当时租房子租的急，怕你们下飞机没地方住，明知道她不是善茬儿，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女房东的房客一年之内换过至少五十几位，你们是和她相处得最长的两位了，七十六天！没有几个房客不被她挤兑和打斗的，没有几个房客的押金是被她原价奉还的。人心老道，江湖险恶，我半痴半笑着，问胖哥：唉呀，您怎么不早说？——那时候除了知道你们俩挺能吃，不是也不了解你们吗？人心隔肚皮啊！胖哥无奈的笑着：谁知道你们夫妇两个好耐性，竟然能够坚持“抗战”这么久呀！
信箱里有信，不是账单。我查着字典，逐字逐句翻译着，三行半查过，心下有了答案：原来是法庭的传票。信上说：女房东因上班之故不能出庭，所以庭审延期四周。
信箱里有信，不是账单。我不需要查字典，逐字逐句基本上能读懂。信上说：女房东身体不好，偶染小恙，因而不能出席庭审，所以庭审再度延期四周。正是在这等待了又等待，延期了又延期，但是时间弥足珍贵的八周里，我早已开始了在TAFE技术学院里对英语的疯狂学习，同时也开始在胖哥的商店里的热情帮忙； 也正是在这延期了又延期，等待了又等待，但是八周弥足珍贵的时间里，先生直接吃到天上掉写来的大馅儿饼——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获得了胖哥给颁发的CAMPSIE“首富”的荣誉称号。
信箱里有信，除了账单，还有法院的通知以及传票的复印件，要求我们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务必到达某街某巷某楼某层某室。这时候我才知道，被告女房东若是再找各种理由不出庭，那么她将输掉这场官司，直接被判罚。这时候我才知道，原被告双方都配备了一名由政府支付工钱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免费的中英文翻译。内心多少有点儿忐忑不安的我顿觉一块石头落了地，踏实了许多。
是个秋意略微袭来的晴日，我特地换了一身素色衣裳，拉着先生的手，朝法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