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隨住時代的巨輪
在談到國家的理想和方向時，許多人認定二十世紀60年代是澳洲發展歷史上的轉捩時刻。如果真如所說的話，1966年到1967年——我大學四年的下半，應可以說是轉捩時刻的高潮了。我有幸為那社會和政治環境的革新作出了見證。我對在我週圍發生的事感到特別敏感，因爲香港也是正在風雲起伏，但卻不是像澳洲那個新曙光的預期，香港的是顛覆騷亂。在騷亂發生之前，爸爸給我來了一封信：
“我在三藩市的好朋友，孔辰叔叔，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來到了香港，他們很喜歡玲姐，並決定認她作為契女。”
“他們得知了玲姐想上大學，建議玲姐可以跟他們一起住在三藩市，在那裏可以進入一所合適的大學。正如你所知，玲姐已經教學了一段時間，剩了一點錢，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去實現她的夢想…”
玲姐於1966年8月起程赴美國，同時，我在澳洲則繼續努力完成我的工程學業，我在桌子旁邊的牆上掛了一個大數字——55，第二年我換了作56，那是爸爸的年齡。以此來警惕自己：爸爸正在老邁了，要更加努力用功了，那時我天真的以為只要自己走上了工程師工作崗位，爸爸的經濟負擔就可以解決了，事實並非如此。
除了學業以外，我還參加了一些學生團體活動，那個年代，澳洲青年正在體驗和表達他們的政治信念。在校園裏，學生群體誹議政治舞臺上的保守態度，學生辯論運動開始流行起來，我也積極加入了其中。每年八月份大學裏都有一場大型的 Wahub辯論節，學生團體組隊參加節上的輪迴比賽，大學裏的講室提供了辯論的場地，有時也會在大學以外的地點擧行。辯論是很正規的，每次由兩個三人組對壘，分正負雙方辯論一個題目，主席也是一名學生，他負責維持秩序及計時。辯論節吸引了全國皇家辯論會的一些高級會員來作為評判，觀眾的多少是視乎題目的吸引力和雙方隊伍所能召集的支持者人數而定。每次辯論完畢，在宣佈勝方之前，裁判會評論兩隊的表現，解釋那些論點為什麼具有或欠缺說服性，以及還可以採用其他什麼技巧，他們亦評論個別辯論員的表現，評價他們聲音的清晰度和音量控制，講話的節奏，眼神交流，身體語言，姿態和手勢，有沒有運用強調或幽默來贏得觀眾同情，採用強有力咄咄逼人的，或是從容鎮定的聲調和態度，這些種種都會受到評價。一個至今我還記得的辯論是：《現代教育只是片面》。當時我是反方，在辯論要結束時，我滿懷勝利的希望。
“一場很精彩的辯論！即使這個題目其實對反方來說是很不利，”主裁判官開始總結：“我明白要主張任何教育是‘全面教育’是何等困難，我也體會反方採取的角度：那就是，在現代社會，人們有絕對的自由去選擇教育科目，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夠被‘全部教育’，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則可以。然而，在這場辯論裏，我覺得反方並未有把他們的角度徹底發揮，及深入解釋，或用簡潔平白的語言來使普羅大眾可以理解…”他接著繼續宣佈，很不幸的，我們隊輸了。
如果辯論的目的是說服觀眾，那麼辯論會裏獲得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我領悟到：僅僅有住好的理論還是不夠，最終的技巧是在於把論點傳達給觀眾們。不過，我更領悟到辯論過程的其他價值：在準備一場辯論時，我們必須全面考慮對方所能提出的論點，然後用清晰的邏輯來加以分析，單純靠主觀是無法得勝的。與此同時，我們亦必須預期對方會怎樣分析我們自己的論點。
辯論者也瞭解到：在許多情況下，對與錯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僅僅是觀點和態度的不同而已。當一名辯論者被分配到一個題目和被分配到某一方時，他或她意識到這不過是扮演著一個預先安排的角色，辯論者表現出堅定的信念，但也同時明白另一個角度可以帶來完全不同的評價。這樣，辯論者學曉了在互相反駁的過程中不存芥蒂。一旦辯論結束，他們通常會握手言和，劃水無痕。
這使我驚歎於辯論和我們命運的相似——我們生命裏不都是在扮演著一個預先安排的角色嗎？一個人的出生地或者祖先的特徵可以完全決定這個人對待別人的態度，有些人甚至願意殺人或尋死去滿足那預先安排了的信念。如果我們大家都明白爲什麽對方持著不同的觀點與角度，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吧！
我又記得曾經一個辯論題目：《宗教是幸福的來源》。我們在CASS的辯論隊非常狂熱地為這觀點申辯，意想不到地，我們為辯論的準備將我們帶到了一個從未到過的領域，因為迫使我們大膽地對我們堅守的宗教理念和我們的良知作出了徹底的探索。
1966年1月，Harold Holt就任成為澳洲的新總理，他比上一任的總理Robert Menzies爵士更熱充于亞洲鄰國。歷史記載了他的這一功勞，雖然澳洲仍然和美國有住千絲萬縷的聯繫。前一年，在Menzies的領導下，澳洲依從美國的要求出兵去越南，在Menzies退休後，贊成戰爭的立場幫助Harold Holt贏得了那場選舉。美國總統Lyndon Baines Johnson接下來訪問了澳洲，Holt便宣誓“永遠跟隨LBJ”，在選舉獲勝以後，Harold Holt宣佈增加出兵人數，學生群體迅速爆發了大規模抗議遊行，甚至出現了暴力事件。“混蛋”或“共棍”，一些人給抗議者貼上此類的稱號，澳洲工黨剛開始時沒有表露意見，但很快便站在學生的立場宣佈說戰爭是“徒勞無功的”。
此次的反戰運動帶來了澳洲年青一代對社會和政治的關心，一些成為激進的、反獨裁分子，但是更多關心澳洲的路向，以及同外面世界，尤其是亞洲的關係。許多學生支持了工黨，當一名傑出的Gough Whitlam（韋林姆）於1967年當選為工黨議會領袖時，抗議者們看到了一縷希望。隨後的歲月裏，Whitlam帶領工黨馳騁政治戰場，有勝利也有失敗。雖然一些Whitlam的激進政策受到爭議，但在我看來他是一位具有遠見的領袖。這些人的精神以及那個時代年青人的理想為我未來參政的熱衷奠下了基礎：我不想只成為一名觀察者或一名時代變遷中的飄浮者，我要抗拒不公平和偏見，憑藉我微薄的力量為那些領得較少上帝恩寵的人做一點事。
澳洲並不是唯一發生巨變的國家，香港的巨變也深深的影響了在三藩市的玲姊的生活，她想上大學的夢想在美國並沒有實現。當時她被幾個年青人追求，結婚並不是她的頭等大事，儘管她那微薄的積蓄在不斷減少，玲姊確信自己可以找得一些臨時工，或一點來自爸爸的幫助以維持生計。然而，1967年香港突然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的暴力騷擾，街道上有炸彈爆炸迫使商店和學校關閉，爸爸的生意也馬上停頓了。
“你必須堅強地繼續做那些你認為應做的事，”我在回覆玲姊的一封信時這樣說，“去跟你們當地的天主教神父商量吧，他會幫助你的！”
我看玲姊並沒有聽取我的建議，最終因爲擔心她的經濟狀況以及我們家人在香港的未來，玲姊把上大學的夢想擱置一旁，於1967年結婚了。當然這並不代表她的婚姻沒有愛情和承諾，但我揣測：要不是香港的情況她可不會這麼快結婚的。或許我學業的順利進展令我更感受到玲姊擱置入大學的夢想的不幸。1967年我從土木工程系畢業，在最終考試之前就已經有許多公司和政府部門來到校舍招聘合適的人選，我被公務局的工程部錄用了。甚至在一月考試結果公佈之前我已經開始工作。香港的困境讓我意識到我真是進入了一個“幸運的國家”。
玲姊的夢想最終沒有落空，多年以後，就在她的兩個兒子出生後，她畢業於Sacramento州立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系——這是她堅強意志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