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我理解，特立独行，是一个赞词，形容一个人志行高洁，不同流俗。

可如果有人把这个赞词给了一只猪，你是否接受得了呢？

可以肯定，有人不接受，但我接受。

我接受，是否意味着每一只猪都是特立独行的呢？当然不是。因为连人都不可能这样，猪又怎么可能这样呢！

把这个赞词给一只猪的人叫王小波，是一个作家。王作家在插队的时候，喂过猪，也放过牛。

喂过猪，放过牛，对于一个从城市里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的确有些苦难的意味。但苦难从来就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坏东西。在这批下放的知青里，出了许多作家，这几年人们又发现，有许多人则当上了大官，甚至有人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由此，全国的大学、高中、初中的学生们，浩浩荡荡地开赴农村，开始了艰苦的知青生涯。

王小波就是其中之一。

王小波喂过猪，喂过一只与众不同的猪。这只猪被他称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只特立独行的猪，“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识青年都把它当作宠儿来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就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它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

这只被知青王小波亲切地称作“猪兄”的与众不同的猪，后来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因为在猪生活的附近，有家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下地干活的知青也以这汽笛响作为收工的时间。而猪兄则于每天上午十点就跳到房上“鸣”起了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了自然就要收工回家，这可比糖厂鸣笛足足早了一个半小时。

这事让领导很气忿。领导们为此专门开了 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很快就被王小波知道了，但他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绳索还是杀猪刀，对这只猪来说，一点门都没有。哪知他们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个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兵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拉开了捕杀的阵势。

猪兄的镇定，让王小波佩服之极。起初，任凭人喊狗叫，它始终保持冷静，后来它连兜了几个圈子，终于找到一个空子，一头撞了出去，跑得潇洒至极。

好一个“跑得潇洒至极”！

不管你手里拿的是五四式手枪，还是看青的火枪，这玩意能吓唬人，却吓唬不了这只猪。

1996年，已经回到城里当了作家的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写道：“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没有喂过猪，尽管我在乡村里长大，但我知道猪“浑身都是宝”。杀猪的人都知道，猪身上每一样东西都是人的吃货。

我没有喂过猪，可我母亲喂过。我喜欢刚买回家的小猪崽，小家伙可爱极了。当然我也喜欢它长大以后的模样。有一次我竟然骑到猪的身上，而它只是嗡嗡地叫，一点脾气也没有。每一次我这样调皮，母亲总会跑过去用手抚慰猪的身体，好像我欺负了它似的。有一次我有些生气地问母亲：“妈妈你为何这样？”母亲看看我，一脸忧戚地说：“过几天它就要被人买走了！”我说：“买走了好啊！我们有肉吃了，还有钱花了！”母亲摇摇头，说：“你就知道吃！”我被母亲的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母亲这是怎么了？吃饭的时候，买猪的人来了。母亲问父亲：“不是说好了过几天吗？”父亲说：“谁知道呢！既然来了，就卖了算了。”母亲放下正在吃饭的碗，一个人走进了她的房间。我听到猪死命地叫，吓得我赶紧往母亲的房间跑。母亲并没有躺在床上，而是站在床前抹眼泪。我没敢说话，静静地站到母亲身旁，这时父亲走了进来，父亲说，瞧你这出息，卖头猪你也舍不得，也要哭。母亲说：“不只是舍不得，是不忍心它被宰杀。”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猪是要被杀掉的。母亲落泪，显然与杀有关，与死有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生死离别的场景。

说来也怪怪的，自那之后我看见猪再也不骑它了。当然，我也无猪可骑了。因为自那之后，我们家再也没喂过猪。

我对猪的记忆仅止于此。但从城里来到乡下，喂过猪的王小波，他的记忆可不止于这些。事实上，喂猪对于王小波，可不只是记忆，而是深刻的感悟。

我没有喂过猪，但我却知道猪的生活，是人设置的生活。也就是说，它是依靠着人活下去的。没有了人它会怎么样呢？王小波认为，假如没有人来管，它也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头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

我们完全想象得到，人类尚未出现时，猪的生活一定是自由自在的。王小波说，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可是，当它们的生活被人设置了以后，看上去是有一个主题了，这个主题相当于人生的意义。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就很高了吗？就不乏善可陈了吗？它们的生活层次高在哪里？有圈可住？有饭可吃？猪圈和猪食便是它们生存的意义？如果这就是意义，那这意义也是人给的，而人给的意义，也是猪想要的意义吗？猪想要什么意义呢？它会牺牲它的自由来换取人给它的意义吗？这不是猪想的，也非猪想要的。这是人想的，这是人想要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因为人想吃它的肉。

猪无法抗拒人给它设置的生活，所以猪的命运只有一死。而王小波见过的那样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却没有见过，尽管我很想见见。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行。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喜欢王小波这句话。但我一直不认为人的生活应当被设置，包括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为。可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人生开始起，我们就被他人设置了，也包括被社会、被规则、被法律设置了。有没有哪一个人像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一样，逃脱了别人对他的生活的设置呢？我相信是有的。我认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直逃脱对我的生活作各种设置的人，但不幸的是，我并没有完全逃脱，也不可能逃脱。我不是个罪犯，可那句应用于罪犯的法律语言也同样适宜我，适宜我们每一个人。这句话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是的，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设置的人，就像天网一样，令我们无处逃身。

这般说来，是不是我们就很难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了呢？不！我们总不至于连那只猪也不如吧？谁会承认自己不如一只猪呢？我试图找出一些人来，我想到了三闾大夫，我想到了李叔同。可这两个人，一个投江死了，一个削发为僧，出家了。难道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只有这两个结局？

我再次想到了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我觉得我们没有它那么冷静，它那么勇敢。面对五四式手枪，面对看青的火枪，面对几十号人的气势汹汹，围追堵截，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胜利逃脱，它跑进了甘蔗林，长出了獠牙。它自由了，它脱离了人对它的生活设置，它成了一只真正意义上的特立独行的猪。更重要的是，自此它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想想人，想想我们，当我们面对这种阵势时，我们可曾做得到如此冷静，如此勇敢？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生活了几千年了，我们可敢说，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的命运一直被别人所掌控，那我们作为人的价值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了吗？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这么难吗？非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不可吗？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人生，为什么非要交由别人来设置？是别人比我们高强，还是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弱智？丧失了自我的人生，谈什么完美？谈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人可否不管不顾，只管走自己的路呢？理论上这是可行的，但现实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呢？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跟现实斗一斗、搏一搏？难道现实真有那么强大？强大到我们连斗一斗、搏一搏的勇气都没有？实际上，我倒是想问一问，问一问我自己，我跟现实斗过吗？搏过吗？是我斗不过现实，还是我压根就不曾斗过，而是直接听命于现实，做一个天生的俘虏？天生的乖孩子？

我自己斗过，而且一直在斗，估计我这辈子都会斗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知道，要真正成为这样的人，不只要做到拒绝向现世妥协，还要做到拒绝他人给我的人生、给我的生活所作的设置，当然还需要冷静，需要勇敢，像那只猪一样，一旦逮着逃亡的机会，就胜利大逃亡。一只猪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人也可以，而且应当更可以。

王小波为什么如此怀念这只猪呢？王小波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而我只有喜欢和敬佩的份。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没有资格设置别人的生活，我也反感别人设置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我作主，我的生活我说了算。因此之故，几十年来我一直顽强地反抗着那些试图设置我人生的人，我生活的人，乃至于某些所谓不能更改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