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政治露相
“中國人應該支持中國人”一個愚昧的競選標語這樣說。這些年來，一些過分熾熱的人士也曾發出了其他令人討厭的口號，如“中國人不應互相競爭”（這可能只是表示：'我先放上我的名字，所以請你卻步！'）。很難知道有多少澳洲華人認同這些口號，但它們提醒著我們：偏見不是任何民族的專利——華人也可以犯上同樣的過失。
有人討論所謂“種族票”的力量——把少數民族群體的票聚集於某個方向以影響選舉的結果，或實現一個目標。我的觀察是，這種力量不容易在華人社區發動。華人社區中的投票意向跟主流社會一樣的多樣化。不過，偶爾有人成立小組，就某些問題開展運動，並試圖說服別人說這是“華人社區”的意願。實際上，即使一個盛大隆重的，支持某人或某事件的晚宴可能萬萬比不上那些憎厭而不屑參加的人數。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實的，然而，這種幻象可以感動愚昧的旁觀者，或神經緊張的決策者。說到底，政治很多時是一個瞞天過海的把戲。
1994年6月在工黨大會的上議院預選的鬧劇讓我意識到，我缺乏門路或關係去取得足夠高的上議院排名。我決定不走那條路而改向下議院，用自己的能力去爭取區内的席位。Strathfield選區是我所住的選區，它便成了我在1995年3月的選舉上的目標。
工黨大會上的鬧劇也帶來了其他後果：有一組人同情Hatton Kwok從第七位被降至第十二位，使他失去機會，因而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有人甚至要脅說要發動華人社區在即將到來的一個Parramatta區補選上杯葛工黨候選人Gabrielle Harrison。擔心的工黨領導班子便以介紹Gabrielle為借題，邀請華人社區領袖出席一個晚宴，以探討或減緩他們的心態。在華澳聯盟的領導下，超過20個華人團體領袖出席了晚宴。
黨領袖Bob Carr和黨秘書長John Della Bosca接待了華人社區的領導們。在餐會上兩個黨領袖意識到，上議院提名的排位結果對華人社區來説不是重大問題。反之，多名出席的華人領袖知道了我打算尋求Strathfield區的預選提名，並在當晚表示了他們對我的支持。James Lee（澳華論壇的創會主席並是當時華澳聯盟的主席）特別向Carr 和 Della Bosca 請求：認識向他們毛遂自薦的人的才華。在社區領導人和媒體面前，黨的兩個領導人保證他們支持我的提名。接下來的日子裏，來自工黨總部的一位高層人士邀請我參加右派。黨祕書辦公室的一位女士在辦公室對面的咖啡店與我會面，討論加入右派的事，她就是Jarka Sipka——我曾在1984年在“種族平等澳洲人”組織認識的女孩子。我接受了那邀請。在我的理解，參加一個派別就是符合了參與這個系統運作的最低條件，而不一定是爲了爭取一個不公平的優勢。不過不久之後，Steve便向我解釋了當時我不知道的錯綜複雜的關鍵，且待後囘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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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我興奮的叫向那在我前面正在Strathfield火車站上車的一個男子。他轉過身來，我看到真的是Michael Easson。
“太巧了！我從來沒有在這兒見過你！”我在一起上車時說。
Michael問，“你經常從這兒趕火車嗎？”“是的，經常。”我回答說，“你知道我在城裏工作。我開車到Strathfield然後趕火車。Mary好嗎？”
“很忙... ...還在Canberra，我也不是經常見到她。”
沒過多久，我們的談話就轉到了我預選提名的事情上。
“你知道嗎？Michael！ Bob Carr 和 Della Bosca都支持我參加預選了。我正在等待總部的確認。”
“是的，我知道這件事，”Michael說，“我為你高興。不過，通過草根階層投票來贏得預選比通過總部的點選要好得多——你應該有足夠的支持——草根階層投票是一個更民主的過程，這將更加有說服力，你也不會被視為受到黨的特別青睞呀。”
我同意了，並自信，以高層的支持，我該可以在黨內贏得草根階層的投票。當天晚些時候，我便通知了總部我的決定。
辛勤的工作跟隨著。預選投票日是1994年12月3日。在10月和11月期間，我去到Strathfield州選舉委員會（SEC）屬下的6個支部進行預選活動。我查出支部的開會時間，並出席他們的會議發表講話。接下來，我得到了所有6個支部的成員地址名單，總共有80人左右，我逐一敲門與他們見面。他們都非常友好，禮貌地聽我解說。
預選原本只有兩名候選人：附近Ashfield市議會的副市長Jane Timbrell，她是屬左派，還有就是我。隨著預選日益迫近,内西區週刊(Inner Western Weekly)報導了黨內的一些騷動[i]：
另外增加了兩個新的候選人，一名是在Strathfield區當房地產經紀的Virginia Judge,還有華裔醫生Rosalind O’yang。她兩人都是新入會，未有足夠的預選提名資格，但得到新州行政委員會的特別許可而參選，騷動的原因是多個分會反對這兩名人士被推入的手法。我是唯一的男性候選人。
投票的前一天，所有4名候選人應邀在一特別聚會上向所有支部成員發表演説。之前我曾參加過此類會議，但只是作為一個成員而不是候選人。在其中的一次，我對一些候選人的笨拙演講技巧感到非常震驚。一些候選人不但幾乎不知道演講是什麽一會事，而且完全不管時間的分配。有一名候選人拿住一曡演講稿走上講臺，胳膊肘靠在講臺上，開始從第一頁讀。當她讀到第3頁時鐘響了，她道歉說時間不夠：“很抱歉，我想告訴你們的還有這麼多！”她說，還拈起她的講稿，揮動著以作證明。然而，她卻是後來贏得預選的人！我知道演講只是大家要求的才能之一，但給到我的印象就是出席旁聽的會員似乎更關心候選人代表的派別（左或右），而不是候選人本身的素質。候選人是否黨的最好人選遠遠及不上候選人的派別能否得勢。
投票的結果：在右派的大力支持下，Virginia Judge在預選中獲得最多的選票。Jane Timbrell則在左派的支持下排名第二，不過Virginia的第一輪票不足半數，所以要點數撥票，原來很多投票給我的人填上Jane Timbrell作為第二選擇，因為他們不喜歡Virginia未夠資格而被推進預選的事。Jane後來便依靠我的撥票贏得了預選。縱然如此，Jane在 1995年3月20日的州選舉上落敗了。不過整體上，州工黨的表現非常好，並從自由黨手中奪得了新州的政權。Bob Carr便成為了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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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告訴你，沒有派系的支持你是沒有機會贏得預選的，”Steve開始更詳細地給我解釋那錯綜複雜的關鍵。
“但是我有派系的支持，”我說， “我加入了右派。”
“這是不夠的。加入一個派系僅僅意味著成為了同一個組的投票成員。你需要得到該派系裏的強有力後臺的推動。Virginia就是得到Eassons的大力支持。”
“你怎麼知道？”我很驚訝。
“我當然知道！人人都知道！”Steve回答。他應該知道——他當時是兼任州選區委員會的秘書，知道很多黨內的動向。他還列舉了他在記錄冊子中看到的資料。
“我以為Eassons支持我。”我知道我說這話會使得Steve笑，果真他笑了出來。
“這就是政治啦，Francis！你不一定知道誰支持你還是不支持你——直到它發生爲止。有時，你永遠都不知道！”
一股被出賣的情緒像洪水般湧向了我。我曾協助Mary Easson競選，並為她的競選籌集了五千元，我並不是期望得到什麼回報，但我記起我與Michael Easson在火車上偶遇時，他慫恿我尋求草根階層投票，而謝絕總部的點選。當時我深信那是出於友情的建議，現在我只能作出結論：那建議不是為了我的好處，而是別人的——一個他要從黨外推進來的人。
“我不知道你對Mary做出了什麼，”Steve同情地說，“但她似乎不喜歡你。你為她籌集了五千元，她沒有感謝過你；她不肯囘來與你的籌款委員會聚面；她不參加你的上議院提名晚宴；她不支持你的下議院預選。你做了什麼事使她那麽不高興嗎？”
“那晚她拿到錢時多謝過我一次，也每次給了我不來的理由…我不知道，”我勉強笑著說，“自從她贏得選舉後，我幾乎沒有見到過她了。我可能對她做出了什麼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恐怕，這就是政治了！”
在內心深處，我仍然相信Michael是一個誠摯的人。也許政治需要人們以某種行為做事吧。我不能肯定——因為我未去到那個政治層次。
1995年的晚些時候，我踫到了第二次機會。Strathfield 的自由黨現任議員辭離了州議會去加入聯邦國會，因此區内要進行補選。預選是在1995年10月。我再一次體驗了同樣的嘗試和同樣的失敗，這一次的票數差距比上次還要大：左右兩派似乎加緊了對黨員票的控制，而且工黨引進了新例，要男候選人讓出20% 的票數給女候選人，據説這是要推多些女士進入議會，以表示黨對缺乏權利人士的支持。然而這一次，我並沒有感到特別失望。我明白沒有後臺或背景的當選機會是渺茫的，但我很高興我公開證明了我願意在同一平臺去爭取而不只是尋求關係或恩惠。
我對這些年來的努力奮鬦沒有什麽遺憾，唯有一點就是對於我的兒子Kevin的歉意。我們的家庭生意，加上我在電臺的工作以及社區和黨的任務往往剝奪了對Kevin的呵護。
“想下一盤棋嗎，爸爸？”我的兒子在國際象棋上進步得很快，我為他感到驕傲，但他的請求來得不合時。
“對不起，今晚我有幾件事情要做。改天好嗎？”我感到內疚拒絕他的請求，但我的確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真的很累。那個聖誕節，我給Kevin買了一套電子版象棋，覺得在棋盆上下棋總比在電腦熒光幕上下棋更像人對人的遊戲吧，但他很快便失去了興趣。有時候我問自己：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只顧追求自己的目標，卻忽略了我對家庭的責任？當得知Kevin的閱讀能力下降了之後，我的內疚便更加尖銳。他還開始沉迷於電腦遊戲，常常花幾個小時玩那些不需高度智慧的遊戲。他就讀的私人學校的學費比他兩姐姐的還要高，但校裏最好的教學心血投了向與他同年的最好的一兩班，以確保學校在年終全州排名榜上看得似模似樣，但對他那一班就太忽略了。我考慮過替他轉校，但知道不會有什麽分別；我送他去補習學校，甚至送他去看心理醫生，但這些都不能彌補他錯失了的起點。為此我感到要負上責任。我常常失望地看到我們的寶貝兒子花費時間在電腦機前——那使他與外界隔絕的現代家庭設備。
“砰，砰，砰”操縱器上不停傳來這個聲音，穿透了整間屋子。我忍不住走去看看。Kevin在熒光幕上不停地擊打著一個巨人的眼睛。每次巨人想站起來，他的眼睛就被擊中。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什麽？”
“你為什麼不停地打著他的眼睛？”
“噢！你必須這樣做——這是唯一可以傷到他的的地方。”
砰砰聲持續著。
“是的，我也看到了。但為什麼你要這樣殘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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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内西區周報 ‘Pre-selection bid in uproar’, Inner Western Weekly, 16 Nov 1994, and ‘ALP candidate for Strathfield’, Inner Western Weekly, 23 Nov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