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梁军的小说集《刀马旦》，我把它比喻是在享用一顿三道式的西餐。书中包含了微型小说、中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三部分。微小说好比是西餐的第一道餐前菜——头盘小点，开开胃，调调口感，等待主菜上桌；中短篇小说则是第二道主菜——海鲜肉排，味觉浓烈，大快朵颐；而电影剧本就是第三道菜——餐后甜点，小小点缀、放松回味。
那么，为什么比作西餐而不是中餐呢？按理说，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华人，本身就具中国元素，应该是中餐的成分。但你会发现，主角虽然是中国新移民，但与之紧密相关的、不可或缺的、演对手戏的却是土澳，即澳洲当地的洋人，包括来自各国的移民。华洋交集，华洋互动，华洋纠结，构成书中内容的主体。可以说，澳洲社会，澳洲生活，澳洲价值观，在澳中国人的种种表现及其际遇，正是作者刻意去描画、去呈现、去解读的。讲好澳洲的故事，这是作者在地书写的一个鲜明思路，也是梁军作品令人关注的亮点。
这部小说集是梁军创作移民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悉尼追梦录》和《移民代理》，写于2016年前后，以长篇结构的方式直观中国新移民渴望留下来并白手创业的景况，对新移民偏于平面化的生活实录。而这部《刀马旦》则写于疫情前后，以短篇的文体讲述了新移民留下来多年之后的故事，与前两部在时间上有连续性，扩展了新一代移民生活的时间空间的跨度，更有立体感。前两部书中的人物选择了新移民比较喜欢从事的行业，如移民代理、出租车司机和旅行社导游，而第三部的人物更涉及澳洲各个种族、各个阶层及各个行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
这三部曲有何异同？同样是在地书写，同样是写澳洲的中国新移民，但前两部着重渲染中国新移民在异域环境及生活重压下，初入澳洲社会光怪陆离的经历，以及逐梦路上的心路历程。作者对这个特殊群体没有过多的褒贬，只在于真实地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而这部《刀马旦》则更着墨于人物的精神洗礼，发掘社会的多元文化品格，投射新国度的文明价值观。
有意思的是，书中好多篇都写到：一晃二十年、在澳二十年、将近二十年、扑腾了二十年等字眼，这应该是作者居澳多年后有了一种思想积淀，多了一点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人情世态的从容豁达。正如他在其中一篇作品中所说，二十年，人生的黄金二十年，都经历了什么？梁军生活面广，接触过各色人等，且观察敏锐，捕捉细腻，为他这部新书的创作找到特定的切入口：在澳写澳，以澳州华人的眼光和心态，讲好澳洲的故事。
故事中，作者关注的是各种场合下的人性表现，各色人等的思想行为。书中描写了各国新移民及土澳的日常生活，华人洋人的情感纠葛，既有正能量的人物，也有卑微猥琐的人和龌龊难堪的事，还有移民和本地人的交集及思想碰撞，他们信奉各自的价值观，在澳洲多元文化的大熔炉里熔铸锻造，殊途同归，逐渐趋同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观。
还是说回《刀马旦》的三道菜，梁军的餐前菜与餐后甜点，一个是微型小说，一个是电影剧本。这两种文体有别，但在梁军笔下有三个共同点，即篇幅上精短化，手法上影视化，格调上温情化。西餐有冷盘和温盘，梁军似乎是暖男，奉上的是温盘。
作者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改变，令阅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短平快”是受众的最佳接纳方式，作者只需呈上鲜活的生活瞬间，读者便了然心中，生发联想，而过多的铺垫反倒累赘。所以他喜欢写点微作品，让简洁直接的瞬间令读者感应，与读者共情。比如《金主干爹》，就写四个画面，女生搜索网站，金主约见，同学家派对，海外旅游，就把留学生为学费做援交的纯洁与羞耻的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结尾还有戏剧性的反转，金钱可以营造一种浪漫情怀，可以各得其所，但金钱关系并不牢靠，当疫情降临时，她被抛弃了，温馨的人情味也随之飘散。《妓女与吉他手》只有一个画面，风雨中酒吧前，两个陌生人萍水相逢轻松无忌的交谈，令人莞尔。读者会咀嚼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沟通的诸多意涵。《诀别》的画面也简单，一个场景，一通电话，浓浓亲情跃然纸上。新冠疫情，飞机断航，身在悉尼的哥哥只能与海外病重的妹妹电话告别。全文短短五六百字，却让读者感受到病毒的险恶，生命的脆弱。
梁军的写作，习惯于影视手法，即看重镜头感，用画面讲故事，用镜头呈现人物面貌，通过视觉化的技巧，增加作品的流动感和立体感。他的许多作品，开篇总是三句话：时间、场景、人物。就像拍戏，调好灯光，摆好道具，等着演员进场一样。先是一个画面定格，设定了场景，然后铺衍出一段故事。而叙事过程中，也是通过画面的交叉切换或跳切组合来展开故事。如《法外容情》，先定格车在高速公路行驶，儿子憋不住尿，松开安全带；然后画面切换到警察拦下罚款，父亲不服；再跳切到对簿公堂打官司，父亲赢了，警察也谈笑风生。公正公平的法律充满人情味。《烟花璀璨》也是用画面讲故事。父亲工作太累迟了回家，女儿进入梦香，错过了新年烟花，父亲放慢车速，希望女儿在梦中也能看到天上的烟花璀璨。画面是客观的视点，但能引起读者主观的感受。随着画面的滚动，我们看到了父亲的心意，散发着温馨的父爱。
梁军作品的画面是多样化的，有定格的，有滚动的，有内心的、也有外观的。动作、细节、情景，心理构成一幅幅画面感。《黑暗的考验》通篇是表现失明的大提琴家的心理活动。他坐在家里，一直担心寒流中在外驾车的老伴。老伴为照顾他而提前退休，给予的温暖如强力穿透黑暗的一束光。当他接到老伴平安的电话才放下心来，生命被崇高的安详的温暖所笼罩。《鞋匠》则是外观画面的定格。全文是商场鞋摊人来人往的情景，充斥着听觉味觉的细节，化学胶水的腐味，打磨金属的噪音。而视角中，人物无声，甚至无心理活动，就像一幅日常生活图景的定格，让你去捕捉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流，感受作者的情绪呼吸。《过往》完全用听觉来感受这个世界。一个离异再娶的男人，坐在家里地下室闭目养神，过往的现在的不同城市不同人群不同时间的各种杂音、噪音，灌入耳中，跳出冬梅、秋菊、夏荷、春桃四个季节的人生画面。人生有不同处境不同心境不同结果，人物在寻求安静，想远离这个喧闹和躁动的世界。作品试图探触人生忙碌的意义何在？！
可见梁军的微小说，情景简略，就是几幅风格化的场面，一两个单纯的人物，却呈现了温馨暖心的意境，既简单，又能吊胃口。《天使之城》中，女儿从小智障，家人二十年如一日守候。父爱， 家人关怀，社会关爱，传导了温情暖意。《夕锦》场景也很简单，一老一少，车站偶遇，于是几个月同路结伴而行，这是多么温馨的人情味。《将生活进行到底》的父亲突然失业，一家之主退位，家人撑起了这个家。女儿们和太太的吵吵闹闹，反倒让曾经劳碌的父亲感受到一种松弛与温馨，这是家人共进退的暖意。《阳光》中两个互助的人物，一个残疾需护理，一个读书需打工挣钱，边读书边照顾病人，不图永居身份，这是让人暖心的情操。这些作品中的亮色，透出互助中的温情、焦虑中的欢笑，是澳洲生活温馨的一面，也是一种轻松、豁达的人生状态。
梁军的微小说就像一段短视频，一个情景，一个寓意，大多是一些温馨的生活小片段，很多时候也只是人物的一种心理活动，没有太意外的结局，而是陶醉在情感满足中。相对来说，电影剧本的场面增多了一些，也有了起伏转折的情节性。如《古铜色的梳妆台》，场景拉远到中国历史，中国生活经历，一张梳妆台，一张老照片，串起中澳两地的历史时空。文字描述和影视镜头一样，都是创作者的一种主观引导，撩起读者对人与事物的情绪共鸣。这个剧本，写具有异族血缘的姐妹在中国分离，在澳洲相逢而错失相见，在遗憾中为历史画上了句号，为酸楚人生涂上了一点暖意。
再说说中短篇小说，这是作者的主菜，用酱汁精心调味的香肉排，叙述上更加繁复和精细，通过情节编排和人物塑造，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也显示了作者的笔力，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力和感悟力。
与微作品相比，中短篇已不是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画面，而是多画面叠合滚动，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及人物关系的特殊性，也多了点生活冷峻的悲剧色彩。如《异域温情》写的是同性恋者命丧他乡的悲剧。《归去来兮》写的是公司老板婚外情的家庭悲剧。《暗香》更是写了中西两个家庭的婚变，也试图寻找原因：“我们的婚姻，没有败给生活的艰难，败给了内斗。知道我们为什么总受人欺负吗？见着外人就怂，窝里斗，狠着呢！” 这是作者对悲催人性民族性的反省。《七宗罪》是一个男女偷情的官司案，更有跌宕起伏。捷克女子想获居留身份，为澳洲公司项目去性贿赂美国公司代表，结果弄巧成拙。当她发现是远方的男友设计勒索，便引诱男友到鲨鱼出没的海滩。作者嘎然收笔，但结果可想而知。这是一段物质主义下尔虞我诈的悲情。《苟富贵的幸福生活》，所谓“幸福”就是一种反讽。打工黑民与落魄钢琴家，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忽然一个浪打来，又被轻易冲散。情节反转又反转，包袱丢了一个又一个，情感、生活、道德、现实如过山车，冷暖自知。相较于微作品的暖色，中短篇的悲喜交织，冷暖叠合，更丰满了作品的色调层次，口感更浓烈。
梁军的中短篇，叙述方式基本是人物对话、记述描写、心理活动，三者交叉推进故事。即通过人物对话营造氛围，通过情景描述推动情节，通过人物心理活动透视作品的内涵，这三者交替，构成了文本的叙事节奏。比起前两部长篇，中短篇更注重心理描写，部分段落还使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强化人物内心的刻画。如《送别》的前半篇幅，除了与女儿拌两句嘴，全是父亲的心理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心叙事。人物按自己的逻辑去胡思乱想，制造了剧情包袱，最后男友回来向女儿求婚，解开了父亲的心结。心理活动往往展示人物的情绪、情感、情怀，但同时也是人物行为的思想基础，人物形象塑造的逻辑关系。另外，描写几个戏子戏剧人生的《刀马旦》，也有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 ，穿插于对话、情景描写中，时而回忆人生经历，时而思考生活谜团，时而体味人性欲求，时而掂量姊妹情谊。当然，人物对话或心理活动之间，总会穿插景物描写。如一段情节之后，往往来一段树木啊，街景啊，月亮啊，天边啊作点缀，然后进入另一个环节，这是以景物转换场景，切换人物的情绪、心境，使其行为得以衬托或加强。这也是以内视角与外视角的双重影像来调控叙述节奏。
《刀马旦》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中篇，也是书中份量的重中之重。女主人公郑世秋是在中国唱戏的刀马旦，文中许多对话、描写，都有很多曲本的词儿。被淘汰时，“白首相逢泪满缨”；思乡之时，“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穿插戏词，或唱，或说，或画外音，既切合人物身份，也是人物的一种情绪舒缓，一种心境吐露。作品人物的对话也很有性格化。“本来就是小孩儿过家家的事儿，谁跟你搞得鸡飞狗跳？”漫不经心的一句调侃，就把当地华社的面纱一下扯开，意味深埋其中。“你也是有主的干粮，别人不能碰。”偷鸡摸狗的下三滥遭鄙视。 “公主熬成了老妈子，最后就是块厨房的抹布”，话虽糙，却饱含生活哲理。本篇也是一个异国异族婚恋的故事，有明争暗斗，有同病相怜，有抱团取暖，有社会沉渣，道出了各种人情世故。尤其是郑世秋，舞台上英姿卓约，生活上坎坷沉浮，但骨子里还是满潇洒飘逸的，要摆脱生为女人的不幸。“不幸并不来自女人自身，而是来自周围的世俗偏见。” 作为心灵纯洁的传统女性，郑世秋在开放性的环境中，对性的态度由被动变主动，由不能自拔到超然物外，这种性心理的转变促使了人物信仰和人生的转变，是逐渐走向人格独立的映照。郑世秋是个悲剧色彩的人物，有逆境中的内心挣扎，迷惘中的自我寻觅，最后顺势而为，选择了澳洲这个自由开放的人生大舞台。人物的心灵依归，也可看作是作者与之的精神对话。
好的西餐，除了好的食材，还需要好的佐料。语言，就是作品的酱汁，用得好，就令大餐齿颊生香。梁军的作品，有时如工笔绘本，精描细写；有时如天津快板，一气呵成；有时如东北二人转，兜兜转转。不管细写或快进或弯弯绕，都以人物的情感线作连串，以语言的趣味性去浸润。作品无论长短，字里行间，常令人捧腹大笑，全得益于语言的生动有趣。
自幼生活在天津的梁军，书写语言很有津味，即利落、俏皮、爽脆，文字中常冒出逗笑的小段子，甚至中文英文混杂的谐音，也会抖出许多笑料包袱。但我注意到，它并不是一般的幽默感，而是颇带文气，也接地气的另类幽默诙谐。就是说，他的语言有传统文化的功力，受古典文学的熏陶，也有草根生活、百姓人家的浓烈气息。所以作品中既常见古典文学的短句、俚语、形容词，同时也处处冒出日常生活的俗语、老话，市井味。文中一边是文绉绉的书卷气，一边是活生的烟火气，两股气交织而形成了梁军的语言个性，既有书香韵味，也有市俗人气。就说《刀马旦》一文，这边厢表现爱情坚贞不渝，使用古典言辞“连枝共冢”，那边厢讥讽乳房下垂，则用市井俗语“挂两个热水袋似的”。又比如，写两个大龄女情感生活的《剩女珍妮》，就多次借用古典小说里的用词，家庭书香富贵，就说“钟鼎之家”，手淫就说“指头儿告了消乏”。而在描写两个性情反差的中国女生异族恋的《亨利的抉择》中，形容印度人，就说“讲话时嘴里永远含着一只袜子”，形容性勒索，便说“又被苏珊抓了壮丁”。写洋女婿的《冯老爷子》，用“苍蝇落上能滑个跟头”来形容头发油亮，用“老房子着火没得救”去形容跌入爱河。写中外婚姻破裂的《八千里路》，没有名分，就说“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儿时玩伴，叫“打小撒尿和泥的交情”。诸如此类，书中充满了诙谐俏皮甚至近乎刻薄的幽默感，既有古典小说的文雅，也有当下流行文学的市井气，雅俗共赏构成了梁军的语言风格。
纵观全书，无论微篇、短篇、中篇，梁军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平凡人家、男女之情、家庭关爱、市俗人情。中华文化的脐带，连结了故乡历史的记忆和当下新乡生活的感受；多元社会多元观念，勾画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梦想。作为华人移民作家，梁军不仅关注中国新移民的思想行为、情感纠葛，同时也审视洋人家庭生活的五花八门，人情冷暖，三瓜两枣。书中描写的人和事，有底层的，有高端的，有城市的，有乡镇的，有干斯文活的，也有干粗重活的，有移民，有过客，有土澳，林林总总，非常具有澳味华风。尤其是描写了大量澳洲本地的一些习俗，有职场文化、家族文化、婚姻文化、称谓文化、抗议文化等等，让读者看到澳洲社会的多元面貌，看到华洋共处之下观念文化的冲突、交融与变异。这是作者生活经验、民族情感、历史记忆的再创建，也是对文化移位的情感重塑，令作品具有中西双重文化的穿透力。
阅读是一种感觉，写作也是一种感觉。当作者与读者的感觉不约而同打到一个穴点上，就能共情共振。梁军显然在努力摸寻海外华文文学的共振点。他在文化迁徙中看到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汇聚，并在跨地域跨文化的整合与重构中，尝试着本土化的新语境，从而跨越华洋之间那道有形无形的心灵隔离带。
文字流淌着作者的情绪，作品寄寓着作家的心思。梁军并不隐瞒讲好澳洲故事的意图，写当下，写新乡，写外来人适应的心路历程，写从无根到生根的精神体验。题材虽然具有地域性，但探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就是一种开放性思维。华人作家当然会有华人心态、华人视角，但写作中你不能老想着自己是华人，为华人而写，而应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为人类而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才有题材的超越性。梁军既站在澳洲公民的视界看澳洲，同时也是以世界公民的意识看世界，在重新审视道德观价值观中，不再拘泥于一种文化氛围内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因而令其展示的人生观更通透更洒脱。
所以，讲好澳洲的故事，其实就是以文明世界的公民意识，书写包括华人洋人在内的开放性的世界公民的故事。梁军的小说集《刀马旦》，正是这一主题重构的尝试。
（本文作者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