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該算是城市人，還是鄉下人。我的父輩從鄉村邁入城市，而我從城市走回鄉村又返回城市。在鄉村時我懷念城市，在城市，我又懷念鄉村，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生活在別處。”
在離別了那個小山村整整二十一年後，在有了五年的海外生活經歷之後，迎著料峭春寒，我帶著八歲的女兒去重訪鄂西南我曾經插隊的林橋村。她是被我硬拉去的。
女兒隨著我走了五裏山路去探訪那個似乎與她毫無關係的地方，她一路抱怨腿酸口渴，想喝可口可樂。在悉尼，學校離家不遠，她也要父母開車接送。這五裏山路在她簡直是萬里長征。而我看著滿山早春的嫩綠，葉隙中跳躍的陽光，聽山谷間悠長的鳥鳴，仿佛又回到了十六歲的豆蔻年華，如果不是女兒活生生地走在我身邊，我真有些懷疑我是否離開過這山鄉。半饑半飽挑著百來斤的擔子沿這山路給國家送公糧的感覺好像又回到我身上。我現在用跨越在過去和未來的時間扁擔把女兒挑來了，讓她來吃父親吃過的野菜，飲父親飲過的山泉，我希望當把她挑向外邊世界時，她能變得更結實些，沉些。
進了村，直奔我們當年的知青屋，那原是一幢連著牛棚的土坯房。屋已蕩然無存，一字兒排開的六棵馬尾松樹卻在，是我們種下的“紮根樹”，種它們的時候我們是那樣神聖莊嚴，好象在這裏紮根，就能夠改天換地，實現共產主義。現在想來，那分豪情可笑也很可貴。松樹原是那樣幼小，現在已高丈餘。曾有多少個星光燦爛的夜晚，我站在樹旁吹響竹笛，亢奮的是追求，低徊的是鄉愁。小樹在笛聲中滋長，根漸深，枝漸壯，而種樹的我們一個也沒有在這山鄉紮根，我自己也沒想到，最後把根紮到了澳大利亞，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一個十來歲男孩過來問，你們從哪里來，找誰？我們從很遠的地方來，原來這裏的土坯房怎麼沒有了？現在分田到戶，公家房沒有什麼用了，拆了把地騰出來種莊稼，男孩說。我不禁有些悵然，這房子裏曾經裝滿了多少喜怒哀樂的故事，如今都無從憑吊了。在這山村，只要你能買得起房梁和瓦，能供得起幫忙蓋房的鄉親們吃幾天飯，就可以蓋得起一幢土坯房。對比澳洲買房的艱辛和沒有盡頭的帳單，中國農村的生活倒也是很愜意的，特別是分田到戶後，未見得差於我們在海外苦苦拼搏的生活。
我想見到的老鄉首先是張登華一家，他們當年對我的關照太多了：插隊的第一餐飯是在他家吃的；第一次挑柴，是他接過了我挑不動的柴擔；衣服破了，登華媳婦爲我補；斷炊了，登華爹送來米麵菜蛋；回城時又是登華把我的行李一直挑到縣城。過了白木河，我們隔河相揮的手臂呀，一直揮動到現在。登華是多麼聰明的小夥子啊，我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如果他不是生在農村，不是生在那個年代，不是隔著比白木河還寬的城鄉鴻溝，我們所站的河岸也許就會互換。先哲說：人生而平等。我想起了漢民，那場曾經鬧得滿村風雨的愛情的結晶，他爸爸小柳——我們的一個知青夥伴愛上隊長的么妹，懷上了他，就不得不結婚紮根農村，卻給孩子取名“漢民”，希望他能成為武漢的居民。招工潮來時，隊長當然不放小柳走，到後來恢復高考，小柳才衝破重重阻撓考上大學回了城，拋棄了他們母子，後來又去了美國。“漢民”成不了漢民，他現在怎麼樣了呢？我問小男孩。男孩說，漢民是我表哥，他就在那邊田裏犁地。我順著他的手指望去，那個背脊微駝揚鞭摧牛的精壯莊稼漢就是當年知青夥伴們輪流抱的白嫩嫩的小傢夥嗎？他的爸爸在美國，而他在鄉下。這就是命運嗎？我真的不忍心走過去看漢民，他會難過，我也會難過。
到達登華家後的一番激動和寒喧就不必細說，當年我十六歲，他十九歲，他美麗的妻子大芳十七歲，而現在重聚在他家火塘屋裏的是幾個飽經風霜的中年人了，看火苗在火盆裏跳動，吊壺裏的水燒得滋滋作響，捧著熱茶說起往事，說起死去了的和還活著的故人們的境況，不勝感慨。如果能重返青春，我真的不介意從這個吃下鄉第一餐飯的火塘屋重新開始，我就知道這一輩子該怎樣重新去選擇去生活。然而人生的悲劇就在於它是一條不能回頭的單行道，當你有選擇的機會時，你不懂得選擇，當你懂得了，你又不再有機會。我只能把我懂得的告訴女兒，但是以她現在的心智，又能接受多少呢？俗話說，沒有人教人，只有事教人。我向登華提出要求，想和女兒一起明天與他們下田幹活。
是夜便宿在登華家。窗外是月，是星，是婆娑的竹影，是瑣細的蟲語。
次日清晨，我被公雞的啼聲喊醒了，久違雞鳴，感覺親切極。登華和他的一兒一女已在準備插秧農具，大芳在灶前燒早餐，火苗竄出老高。我把還在睡懶覺的女兒拖下床，她問幹嗎起這麼早，我說你是最晚的一個了。她從來沒有這麼早起過，在澳洲學校裏九點半才上課。匆匆吃過早餐後，我和女兒穿上大芳為我們找出的舊衣服，隨他們一家下田。
活路是插秧，先得到秧田裏把嫩秧拔出來。在田埂上脫了鞋，我就隨登華把腳捅到了水田裏。水很涼，女兒站在田埂上不敢下腳，我把她拖下來，說拔秧是舒服活。她嘴裏卻只吸涼氣。拔秧的操作程式是，坐在秧馬（一種狀似小板凳的農具，四腳下裝有一塊平滑木板便於在田泥上滑動）上先用兩手的虎口各夾住兩撮秧，手掌下緣在泥裏一刮，秧苗就拔起來了，然後兩撮合成一紮，用稻草系緊，扔到田埂上。我發現我還沒有忘記怎麼拔秧，二十一年了啊！女兒則笨手笨腳，不是扯斷了秧苗，就是刮起太多泥，但好在不甘示弱，還肯學。我突然覺得女兒不就像一棵秧苗嗎，被我從中國的土壤中拔起，移栽到澳大利亞。
秧苗把子積多了，我們就用竹擔裝了，挑到大田的土埂邊，分散甩入田中，然後人下到田裏插。當年我是插秧快手一個。我教給女兒插秧基本要領，女兒試插了幾行，登華和大芳熱情鼓勵了幾句。然後我們一字兒排開，臉朝黃土背朝天地開始插秧。登華夫婦插得飛快，我雖趕不上他們，卻也還算熟練。女兒傍著登華的么女兒明美插。倆人年紀相仿，已成為朋友。明美自然插得熟練。我女兒的腰彎成蝦狀，插得很慢，有的秧沒插牢，漂了起來。我說，簡單勞動不簡單，行行有學問，不要再瞧不起鄉下人。你回去後要好好寫篇中文作文。女兒繼續插了一陣，有進步，卻喊腰酸，我說腰不酸還要你來幹什麼，好好再體會。她就插一陣，直起腰歇一會兒，再插。這在蜜糖罐裏泡大的她已是難能可貴了。看她實在堅持不住了，我才讓她歇下。後來看到女兒在作文裏寫道：“我插過秧才真正懂得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插秧不容易，所有的收成都是從不容易開始的。
農村是人類的生活原點，所有的現代化是從農村出發的。農村也是我們家族的生活原點。從農村出發，赤腳踏著泥土碎石，那步伐堅實頑強。今天我終於把女兒帶回到原點，走出山村的路上，她不再抱怨路遠難行。
依然是登華送我出村，揮手告別，我們又將回到各自的生活軌道，不知道是否還有再見面的機會，但我知道我們以及漢民、女兒們同在一個星球上，組成一個立體的世界。
原發表於1999年10月14日澳洲《大洋報》，獲《大洋報》世紀優秀作品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