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主嫁给先生的第四年，我就当了奶奶。
大伯子，先生的大哥，比先生年长十四岁，二十岁上就结了婚。先生上大学报到的那年那月那天，最小的侄子出生。有男有女，隔样儿一个，先生共有四个侄子侄女，三个外甥外甥女。嫁乞随乞，嫁叟随叟，先生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当然也就是我的。
千禧年，移民到悉尼的我们收到大侄子寄来的照片，恭喜先生和我荣升为二爷二奶。望着照片上露着鸡娃儿的大胖小子，让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自己的孩子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没有被生出来，可这辈份竟然冷不丁的就拔高了。二奶，二奶，想着再回家的时候就会被隔一代孙子辈的孩子们这么呼唤来叫唤去的，还真不适应。我特别叮嘱先生，不能叫二奶，一定要叫二奶奶。
回乡了，女儿和儿子与她（他）们的侄子，侄女，外甥女玩得不亦乐乎，满院子疯跑，哇哇呀呀大叫，刚刚换好的干净衣裳，二十分钟之后就已经蹭染上黑，白，灰，褐，四色聚齐，十个指甲缝儿里恣着黑泥，揪着树杈打枣儿，爬上树摘梨儿，撅着腚撇玉茭儿，顺带着招猫惹狗，喂羊喂牛……
等到儿女仰着那两张抹着数条黑印记的红扑扑的笑脸，冒着热气儿回到屋子里来的时候，他们直起脖子咕咚，咕咚饮水的声音让我频频回头，生怕把两个小肚皮给撑爆了。两个大哥哥打起来了，双胞胎小妹妹真好玩……停，停，停，打住！妈妈我教你们多少遍了，你们是他们的姑姑叔叔姨姨舅舅，他们是你们的侄子侄女外甥女，懂不？儿子笑了笑：你说什么呀？他们那么高，是我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的，她们就是妹妹，我明明——是她们的哥哥……
得嘞，白费口舌！
回乡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强拆！
是县里面公安的人来了，把个好端端的一溜房子全都推到扒掉了。不在村里，就在村镇交界的公路道旁。不仅是咱家的，还有黎家闵家柏家邢家……原因？就说你没有办理房产证，可是当时是有大队村里和镇上的文件报批的，那时候还没有规定一定要办房产证么！
大伯子的急脾气我深有领教。第一次正式到先生家探望，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火车是早上九点抵达，他竟然清晨四点不到起床，每隔一个小时就骑着摩托车到车站打探。直到笑呵呵地把我和先生接回了家。
年轻时候脾气急一些，也就罢了，可直到现今也依旧难改，大嫂忙不迭的在给我解释着，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加在一起都有六七个了，平平安安过了这么些年，我以为你大哥脾气改好了。这一回房子被预先通知要扒掉，满墙画上了拆，拆，拆！你大哥一听就火了，挥拳挽袖子，差一点就抄家伙开打！可是，那警笛呜呜呜嗡嗡嗡的不停地叫唤，穿公家衣裳的人呼啦啦地前后包围着，谁还敢闹事？要是他被关进了局子，这一大家子可怎么办？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嫂子抹了一下眼睛，没有再往下说。公公婆婆在炕上坐着，挥了挥手，想说什么也没有说。
回乡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都在挖沟，尘土狼烟的。一问，竟然是在安装上水管道。好事呀，多少年了，我一直盼着有这么一天呢。再问，为什么不同时把下水管道也装了呢？没人回答。我刨根问底儿：既然沟都挖好了，为什么不同时把下水管子顺便铺上呢？
谁掏钱呀？
大侄子接过了话茬儿。村子里刚刚改选完毕，换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一届把钱都花光啦，现在只好各户集资。每户不到千元，真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或者交不上来钱。这不，新的村长还来咱家动员爷爷，当年的老支书去做说服工作哩。四百多户的寨子，一千五百多的人口，三十几万元投资的工程，可不好办呢！
屈指算来，公爹不做村支书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人是物非，世风日下，竟然还有机会被新领导想起，惦记，并能发挥余热，挨门挨户去动员的时候，还能被乡亲们接纳，首肯，并且愿意配合，真是不容易呢！
及至管道铺到那个曲曲弯弯绕遍全村深约两米的沟里时，我才发现所谓的管道并不是早已见惯了的铸铁和水泥材质，而只是直径不到三公分的白色防腐塑料管子。这样的上水管，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呢？
我心里一直在敲鼓……
知道我们回来，有一位贵为副局长的远房亲戚特意请我们吃饭。照年纪算来，我们应该称呼他为伯伯，可按辈份排，他竟然要叫先生和我为叔叔婶婶，细想着见了面以后，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还能有什么话题可以聊的我，摇着头说，不去了吧。大伯子来劝，去吧，好不容易局长有空闲，不忙呢！
宴席订在了在当地奢华的雅座包间，漂亮的服务员端上来的是各色家乡野味小菜，根本不与这位远房副局侄子熟悉的我一开始还推托，但是架不住他叔叔长婶婶长的热情好客的吆喝声，提着的那一点戒心慢慢地放了下来。酒瓶盖子打开之后，我嗅到了难得的香气，没有推辞，直接就端起杯子一饮而尽，且连饮数杯。
好酒。我说，真不敢相信咱们这里还会有真酒。
假酒哪里都有，但今天我请你们就尽管放心，保证是真的！
酒过数巡，我们开始聆听远房副局侄子的“教诲”：叔叔婶婶去国离乡多年了，想必将来还是要落叶归根的，你们在海外挣的钱，汇率一换就是六七倍，争取为家乡投资个一千万，或者是八百万元，也算是为父老乡亲和这片土地做贡献了。先生是一喝酒就反应迟钝些，脸红红的没有出声。我觉得自己已经听出了这顿酒宴背后的真实，委婉地解释着，在澳洲生活，小康富裕容易，一夜暴富太难。不管是一千万还是八百万，我们个人百分之一百的拿不出来。即使是澳洲国民银行的老板都未必可以，因为任何针对海外投资，无论是理念方式，考察预算，还有风险回报都需要事先考核权衡做出评估才行。
听了我的解释，远房副局侄子的脸上有些失落了。
回程时分，坐在他执意送我们的小车上，我开始觉得忐忑不安。
路过那一片黑压压的废弃厂房时，我想起了大侄子讲的那个故事。一个当年被抓壮丁随国民党溃败去了台湾的老人，惦念着依然在家乡等候的青梅竹马的恋人，终生未婚。老人几经创业，后来又辗转去了美国，毕生的积蓄被他捐献出来，无偿献给了家乡，盖一座现代化的化工厂。若干年前，初期投资的四五百万元被当地领导们层层扒皮，瓜分滥用，如今只剩下了那一片孤零零的厂房。老人伤心之极，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有一搭无一搭的与远房副局侄子聊着，投资的额度从千万元逐渐下降到百万元，几万元。身为叔叔婶婶，更应该说真话，我们目前投不了资，自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因为家在澳洲的房子也是要还银行贷款的啊。与其话题瞎绕，不如一针见血，我问，要是不能拿出钱来投资就不是好亲戚，好乡党了吗？“现在村里还有民兵，真要是有什么问题，派民兵把家里包围起来，你们这些所谓的外国人，管它是从澳大利亚还是从加拿大美国回来的，一声令下就抓起来，让你们插翅难逃。毛主席当年早就说了，革命运动每十年就得来一回……”
我的天灵盖被他的这几句话吓得开了窍，直愣愣猛掐自己的大腿，疼死了，我没醉呀！扭头看看先生，先生四目圆睁，在黑夜里没有再吭声。
平安地回到了家，我坐在炕上半晌都没有说话，心里面不停地狂跳，打开提包，找到并握紧“袋鼠国”的护照，真想打道回府，立马儿就飞回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