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的中南部，有一个方圆五公里的小牧场区，区内有个小镇，叫做“树园”，距离公路干线十几公里远，因之而得以偏安和宁静。整个区域的地势相对较低，形成盆地，水草丰盛，牛群壮美。
镇上目前大约有30间房屋，除了5间空置出售外，有住家25户，其中5户有牧场、2户设店经商，其余多数青壮年在外做事。这里没有学校，孩子们都到10公里外一个叫做“土漠”的大镇去读书，上学放学有校车接送。这里也没有医院，平常看病也得去土漠的医院。由于偏僻和不便，人口每年总是外流的多、进来的少，甚至有些牧场主也想放弃牧场到城市去。这里倒是有一个中餐馆闻名遐迩，引来外地人，不然此地真成只出不进的闭塞之地了。
此餐馆名叫“大康”，已经有25年历史了，最早的老板是香港人，“大康”的馆名就是他起的。他和这里的人打成一片，混得很熟，又满足于这里的不富裕但很安逸的生活，但考虑到两个孩子将来的前途，十三年前就举家搬回香港去了。现在的老板是海南人，名叫“符趣”，他接揽大康餐馆的业务也有十二、三年了。
符老板和镇上一个牧场主的儿子欧勒相识相知、亲如兄弟。欧勒由於先天性病患，脑袋瓜顶上有个凹陷2厘米深的洼儿，为了雅观，爱戴帽子，但并不影响他的聪明和敏捷，就是找对象有点难。经过符趣的牵线搭桥，欧勒认识了中国留学生中的海南籍姑娘周波妹，并很快就成了亲。周波妹长得不算标致，但生得一个漂亮的儿子，让欧勒和他的双亲乐开了怀，觉得自家的牧场后继有人了。
1994年周波妹带丈夫和儿子回海南老家“水响”村探亲。这村座落于一个叫做“铜锣岭”的山脚下，孤立偏僻。山上有一条小溪涧蜿蜒流经村边，过去因水流量大而发出嗡嗡的声响，老远都能听到，故名“水响”。由于许多人为的因素，可能主要是乱砍乱伐山上林木的原因，现在这条小溪基本上处于干枯断流的状态，使村前那一大片田地遭殃了。过去这里盛产水稻和地瓜，如今什么都种不好。全村60户300口人，很多青壮年都到城镇做农民工去了。政府有一个鼓励农民种田的政策，就是每种一亩地政府给400元人民币，但水响村地多人少，很多土地还是荒芜了。
“澳洲仔回来了！”全村人男女老少都来看他们，既把他们当作外国人，又把他们当作本村人，那浓浓的乡情使他们感动，但那少见多怪的围观场面却使他们尴尬不已。混血儿皮特一点儿也不怕生，一到家就跟村里的孩子玩了起来。洋女婿爱学中国话包括海南话，不耻下问，村里人可喜欢他了。村长设宴款待了他们，并送给他一顶有红星的绿色军帽，他高兴极了。想起小时候自己常常遭到同学揭帽取笑的往事，他更感人情的冷暖。此行在水响村所见所闻也有让他很不理解的事儿，比如从早到晚不见鸟儿的踪影，听不到鸟儿的叫声，村子像死一般的寂静；村里无一公厕和私厕，村里人都在房前屋后的林子里方便，令人感到肮脏龌龊。
返澳时，当朋友问起对中国的感受时，他总是说“比澳大利亚落后30年”。妻子波妹对他说：“中国农村比澳洲落后300年不止，你才说落后30年是太客气了。”他对妻子说：“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觉得还是中国安全和有活力。”说着说着，夫妻俩都不约而同地把眼光盯住了水响村那片广阔的田野，打算将澳大利亚树园镇的养牛业引入中国的水响村，从根本上改变水响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使村里人迅速发家致富起来。欧勒把这一想法报告父母，经过几番商讨，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决定将儿子留下，与妻子尽快返回水响村做些准备工作。
在与欧勒的闲谈中，符趣发现了澳洲的树园镇和中国的水响村都地处偏僻，也各有发展上的某些难处，何其相似。对于欧勒和周波妹的联姻引起两国两地的结合和互动，符趣心底里高兴，也突发奇想，想以他的餐馆为舞台，把树园打造成西方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
符趣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欧勒，欧勒疑惑不解：“我们澳洲够好的，还要中国文化来做什么？”这句话可把符趣惹怒了，两个结交多年的好朋友红起了脸。
符趣说：“这里的人懒惰、不思上进，大人酗酒赊帐，小孩不想读书，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欧勒说：“我可以改变水响村，而你可能改变不了树园镇。”
到底是谁能改变对方的国家和乡村？欧勒和符趣之间的打赌就这样开始了。鹿死谁手？人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