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毕业论文做的好，谢导师希望我毕业后继续跟他完成该项研究工作，就问我愿不愿意毕业后到他身边工作？我说，当然愿意。部委级的大研究所，专业对口，又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求之不得的好事啊。我对他说，但是你不能点名要我一个人，有走后门嫌疑。那时社会上反腐的声浪已高。我说，你最好能要到两三个名额，我在你这做的毕业论文，再把分配志愿往你这报，我跟系里领导的关系很好，毕业后到你这来应该没问题。他说那好，一言为定，我有把握要到三个名额，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嘛，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真要到了三个名额。确实有通天的本事，要先上报卫生部，再转到教育部，最终将名额下到学校......
在让我填分配去向时，我第一志愿就填了生研所，其余就是服从分配，共产党员嘛，怎么也得摆摆姿态吧。
就在公布分配方案的前两天，我忽然获知，被留校了，如雷击顶。我是真的不想留校，我认为我的性格和阅历都不适合做教师，我喜欢做有点冒险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喜欢自由自在放荡不羁的人生，做教师，那种照本宣科，装腔作势生活让我受不了。我立刻去找了系主任要求改分配去向，系主任看我急头白脸的样子很奇怪，说留校任教可是对毕业生最高的肯定哎，再退一步说，我们都愿意将来跟你在一起共事，你难道不愿意吗？此话一出，我还能说什么呢？
留校后，我被分配在生物系人体生理学教研室做教员。职称是助教，我的工作共有五项:1新年级的班主任。２教学，我负责教人体生理学的实验课。并辅导理论课答疑。３参与蔡益鹏教授领导的关于冬眠生理学机制的科学研究。４担任系科研开发秘书，协调科研开发创收。５担任系党支部组织委员。
我认为我对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拿教学来说吧，我教的实验课，是在动物身上做急性手术解剖实验。因为我天生左撇子，后来家长强制改为右手写字拿筷子，因此我左右手几乎一样灵巧，两手操作手术器械做起手术来游刃有余，甚至可以做到将兔子大开膛掏心摘肾而不出血。在教学中，我还将复杂的手术流程数字化分解，使该课程成为可以计分考试的科目。
因为实验课教的好，就经常有两三个北大的硕士研究生来听我的课，人家是硕士哪会对咱本科生服气啊，但是没办法，是他们的导师让他们来的，因为他们也有带实验课的任务。
88年，我留校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出事了。
那年北大的校领导和系领导黑箱操作，将一名校领导的孩子从北京一个中学调入学校安插在本系，并立刻给了“实验室主任”这么一个中级职称待遇。
在北大有多少教员熬了十几年都熬不上中级职称啊，此举在系里激起民愤，但是因校领导和系领导直接控制，一众均敢怒而不敢言。那时候的大背景是，社会上对共产党内日益猖獗的贪腐已经怨声鼎沸。
我感觉没什么好怕的，自恃根正苗红，党龄比系主任长，留校几年都是“优秀共产党员”，有奖状的。对此明显的“不正之风”我要来给大家讨个说法。于是我就写信给高教局党委写信反映情况，是署名的公开信，以基层党员干部的名义。
几个月后，刘延东代表北大党委找我谈话。就是现已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女），当时任北大的党委书记，我的顶头上司。她的谈话有三个要点：1传达高教局党委派员下来对此案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四个字，叫“手续齐全”。2正式通知我，学校决定派我到美国的耶鲁大学去进修。3劝告我，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不要越级反映，要相信我们组织内部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解决。
不知道换其他人对此会怎么想？当时我觉得有一种在跟她分赃的感觉，使我受到了侮辱。我对她说，我这样做不是在为我个人争利益，是为寻求社会公正；这里不是农贸市场，不要跟我谈什么交易！她问，那你还能怎么样？
是啊？生杀荣辱大权都攥在人家手里，我能怎么样？我说:我辞职！
说到做到，接下来我就打辞职报告，接交工作，着手办理到澳大利亚的自费留学。其间有朋友给我出主意：你不如先接受去耶鲁进修的条件，然后一去不返。我没同意，这不符合我做人的标准，我不搞阴谋诡计，走就走个堂堂正正。而且背叛国家和人民的事咱也不能干,是吧。
奇怪的是，我打上去的辞职报告一直没人搭理。直至几个月后的一天，李春代表校领导找我谈话。这位大兄显然是低估了我的决心和意志，他以为我的辞职是一时的气话，是来给我送台阶下的。他对我说，学校怎么怎么重视对我们这些文化革命后第一批留校教员的培养........说，只要我把护照交出就给我定中级职称云云 ......
我回答，我去意已决，请尊重我的选择！
气得他拍桌子了，说，你怎么这么狂？
我冷静地回答，我狂了吗？或许是无欲则刚吧。我只希望学校尽快地放我人身自由。
他见我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气急败坏地说，北大几十年也没有人敢在这里辞职，不能开你这先例。要不就给你办停薪留职吧？
我一想，涉及北大的声誉啊，这我倒没想到。就说，可以，只要能走就行。
以前经历多少次劫难都没死掉，这回死了。心死了，信念死了，事业死了，我的第一段人生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