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及其长子海星: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
(一) 罗孚逝世:曾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罗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长子罗海星带我到他家。临近“九七”时,罗孚夫妇、海星及其子女离开香港移民美国,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又先后重回香港,刚刚定居下来(海星子女则在美继续求学)。见面之后,我便回悉尼,带回罗老赠我的两部书:《丝韦随笔》和《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罗孚由夫人和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这次我得以仔细端详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悉尼文友习惯称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当时《澳洲新报》总经理吴承欢先生,陪同他们,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澳京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罗老和生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其后我在香港见过罗老几次。最后一次见到罗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访,然后出来一起吃饭,那天除了罗孚夫人吴秀

(二)“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见识梁羽生、金庸的伯乐
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2003年10月那次悉尼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老则始终执后辈之礼。这很让外人大惑不解,该知道罗老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他们两人这种关系要追朔到1949年夏天。当时,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用真名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1952年2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1941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内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于1952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
梁羽生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罗孚看到梁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发表后大受欢迎,又找上梁推荐的同事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此种体裁的基础。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异想天开”,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有金庸、梁羽生。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他也以罗孚式幽默在《香港人与事》文集中这样回顾:“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
罗孚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是他们走红华语世界的幕后推手,后来,他还让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后重见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读董桥》推动了中国大陆的董桥热......作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罗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但罗孚不仅仅是一位报人、作家。1947年,他就参与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
那天在卧龙岗南天寺,住持满信法师赠送我们纪念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结缘,又请我们吃了一次丰盛美味的斋饭。席间大家谈得很欢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师问起生死命运问题。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心有感触,还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罗老,还有他的长子罗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