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距皇宫8里。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考试及格的可拜郎中。可后来教育体制出现重大变化，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这种按照出身选拔干部的作法在当时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当时的人年龄短，不能‘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而且就算熟读诗书的人也保不齐是个书呆子。另一方面，一般做官的人都重视读书，所以子女不会太差。就算是贪官，也希望子女成为正派人。按照孔子的说法‘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之子当然就是贵族了。这样一来，选拔鉴定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选拔环节少了，贪腐现象也少了。反过来，这种政策也促成了大家族的形成，也就是后来的‘谢家宝树’。

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衷最后一次亲临太学并立了碑，记述了皇帝三次亲临的经过，这块碑于1931年在洛阳出土。

潘岳的父亲潘芘是琅邪内史。五品以上官员，但是，潘岳并不喜欢这种贵族身份。大概是这种身份的上面还有更高的，他攀不上的等级。

乜辛然说，“但无论如何，太学里面能够出人才？”

潘岳说，“正相反，你看看都什么年代出人才？太学健全的年代，绝对不会出现思想家。夏商周都有太学，所以没有什么思想家。到了春秋战国，太学没了，思想家就出来了。汉朝开始没有太学，刘安就出来了。董仲舒重建太学后就没思想家了。三国时代，太学没了，思想家又出现了。所以说，一流的人才别去那个地方献眼。”

的确，太学没留下什么骄人的业绩，也没出过什么人才，不过，潘岳就算是一个吧。最要命的是谁也说不清什么是人才。有时候，明明从各方面的都表明某人是个蠢才，他却突然一鸣惊人。另一位明明各方面都胜人一筹，却一辈子什么也没干成。

乜辛然说，“可不可以反过来说，太学制造的是通才，不是天才，而社会发展缓慢的时候，需要的是听话的通才。社会发展快的时候才需要不听话的天才。”

潘岳想了想说，“有道理，不过，要是太学发现教材是假的，是伪造的，通才还是天才有什么意义吗？”

“此话怎讲？”

“你知道‘竹书纪年’的事情吗？”潘岳说，

乜辛然坐在潘岳的身后，听了这话，赶紧打开电脑查‘竹书纪年’，原来如此。

潘岳所提到的‘竹书纪年’是晋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这要从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盗墓贼说起。他的名字叫不准(fǒu biāo)。我们知道，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很多古代历史书籍不复存在了。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也就是二十年前，不准在战国时魏安釐王的墓室中发现大批的竹简。魏安釐王葬于焚书坑儒以前的三十年，这些文字当然记载了很多被秦始皇毁灭的史料。史学家将这些竹简整理为一本书，名为《竹书纪年》。其中记述的历史与汉、魏人们公认的历史有较大的出入。比如，《史记》记载尧舜禹之间通过禅让来传位，而《竹书纪年》却记述舜是通过政变，将尧囚禁起来，夺取王位。这一点，彻底颠覆了儒家思想。儒家把尧舜之间的禅让称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比后来的禹、汤、文、武所代表的小康社会更加高级的典范。现在被人发现是捏造的。儒家思想的基石就被动摇了。另外按照正史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两位相国共同执政。（这也是后来中国人把rebublic翻译成‘共和’的原因）而《竹书纪年》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一个名叫‘和’的共国的伯爵，行使天子的权力。彻底颠覆了‘共和’这个词的原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