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那个闷热难煞的夏季，
我们中学毕业最后一个暑期。
多年之前斯大林去世，
（操场上降半旗列队哀悼，
当时我还是一名少年，
竟然天真幼稚地伤心落泪。）
苏联开始解冻，
惊人的“秘密报告”悄然流传；
但是顺应惯性，
我们仍然踌躇满志在欢呼：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乌托邦的晚霞照耀着毕业晚会的舞台，
我们自得其乐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白天午后我们溜出校园，
置身附近的电影院，
泪洒《一个人的遭遇》。
深夜我们聚首在亭子间的闷热中，
围绕一架老式留声唱机，
沉浸于“天鹅湖”的沁凉
（从外文书店费一元人民币淘到
莫斯科国家大剧院的原声唱片）。
曲折地通过“修正主义”，
独立的个体
迈向西方自由的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