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南溟基金新书发布会后，《莲》在澳华文学网上，受到了文友们的广泛关注与厚爱，作为原创作者，倍感欣慰,十分感激。

艾斯先生新近撰文“从何学威《莲》笔下的观世音想到的”称在“《莲》里表现的妙善的牺牲，应该说是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以德报怨的传统与现象，虽然这种强迫性的牺牲或多或少基于孝道（当然高于孝道），在西方社会生活十多年后，我私下一直以为二十四孝式的牺牲是扭曲人性的，是基于一些封建理学或孔学的纲常伦理的。”

以德报怨，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了，人们通常理解的“以德报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老夫子教我们，别人欺负你了，你要忍，被打碎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别人来欺负你，你反而应该对他更好，要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他，用你的胸怀去感动他。

《论语》中这段记载如下：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第十四>）

事实上，我们通常曲解了孔子的原意。孔子答言，若报怨既用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报之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者，既不许或人以德报怨，故陈其正法，言当以直道报仇怨，以恩德报德也。” 自此以后，古代学者大多同意孔子的见解，不赞成“以德报怨”。如《论语集注》：“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德，谓恩惠也。言于其所怨既以德报之矣，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报之乎？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　　

凡人看事情只看事情的表面而不看动机和目的，这样就善恶不分了。只要起心动念是利益他人利益大众的就是善， 否则就算是尊敬别人、礼让别人也是恶的。比如一个人做了错事，必须接受惩罚不能宽恕，如果宽恕了他，就会使这人胆子越来越大，还会做出更多更大的坏事让更多的人受害，宽恕在这里就是错误的做法了。

明朝正统年间，吕文懿公当宰相时，在路上遇见一个醉汉，此人酒后吐狂言，辱骂于他，手下人见状就把他抓了起来，吕公却说此人喝醉了不要与他计较，于是宽宏大量的把他放了。过了一年此人又喝醉了，不但辱骂于人且把那人打死了，自己也被判了死罪，吕公得知以后十分后悔，他说假如当年他骂我的时候，我把他送到官衙治罪，给他一点小的惩罚，将会使他生起戒心，也不至于做出今天这么大的恶事了。从吕公个人的角度来看，吕公的「以德报怨」成就了他自己的德行，但是从利益他人的角度来看就有缺失了，因为他毕竟是一方之长，有教育子民的责任。这就是应该“以直报怨”而他却“以德报怨”所造成的“偏颇”的一个例子。

《论语》中孔子的这个重要观点“直”却鲜有关注，特别是针对西方、老子“以德报怨”之学说，孔子实则早有“以直报怨”的观点可做回应。何者更加高明？此问题值得思索和探究。

《论语》之“直”如何解读，李泽厚认为：“这是重要的孔门思想，是儒学不同于那种'报怨以德'（老子）,'舍身饲虎'（佛经），'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圣经》）等教义所在。也正是实用理性的充分表现。既不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也不否认人情，一切以利害为准则（如法家），而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在这里，儒家的社会性公德（正义公平）与宗教性私德（济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8）

亦如钱穆所言，“以直报怨者，其实则犹以仁道报怨也，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报怨也。” (钱穆，《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1999)

《莲》的主人公妙善公主对待父王的态度和原则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是以仁道报怨，庄王只是她弘法的对象之一。所谓“仁爱化天下”的理念与行为散见于小说各章具体情节之中。

我们如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既可以指导个人情感，又可以维系社会性公德。可能我们人类的问题注定层出不穷，纷争不断，我们可以先找到应对矛盾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尺度——那就是，面对基本的恩德和仇恨，即便我们的应对行为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牵扯而错综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确立的是— —我们首先可以，并且有必要进行一个应对态度上的区分。这就是《论语》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