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寻找金砖失主
那是公元1988年，中国龙年的春天，南半球的晚秋，我爷爷王文翰躺在墨尔本一座花木扶疏的豪宅里，还剩下人生的最后一口热乎气儿。
爷爷紧闭双目，毫无血色的干黄脸皮紧紧包着他的骷髅脸。他坐在生命的火车上，已经坐享了九十八个春秋的人生旅途。火车眼看就要驶进终点站了。在他的生命火车即将驶入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洞之前，他竭力想睁开眼，最后再瞄一眼这个看进眼里拔不出来的大千世界。
“爷爷，您喝口水。”
我的太太雷婉芳端来一杯白开水，轻柔地在爷爷的耳边吐出这句话来。对爷爷来说，这温柔似水的声音像是从天堂里渺然飘来。爷爷用尽平生最后一口力气慢慢把眼皮睁开，露出暗淡无神的眼珠子。
本来正跪在病床前饮泣哀叹的我，顿时脸上阴转晴，赶紧示意太太快把那杯开水捧到爷爷那干白的嘴唇上。爷爷抿了一口水，干咳了一声，眼神里闪现出一道对生的渴望光点。他在被子里摸索起来，举出一把钥匙，指着床头旁的一个百宝箱，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丝气来对我哼道：“杰克呀，你把这个箱子给打开。”
这个百宝箱的岁数比我还老。它的形状像一座中国的传统大瓦房。房梁上横出一根长木棍，一直伸到箱子的外边，两个人挑起来就能让这箱子不胫而走。屋脊和门窗上雕刻着的龙凤图案，看上去随时都会飞得无影无踪。我打开屋檐下的一把长锁，房顶方能掀了开来。
“啊！”我的眼前一阵眩晕，一下子掉进了一片金黄色的沙漠。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个破箱子里居然码的全是一摞摞金光四射的梯形金砖头。
“啪”的一声脆响，我太太雷婉芳手里的玻璃杯滑落到了地上。
我又急不可待地打开锁在房檐下两扇门的长锁，底下的宝贝东西也露了出来，还是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金砖。
“爷爷，您还藏着这么多的金子！”我真想不到爷爷还有这么一手。
“杰克呀，这金子是我们欠别人家的利息。”爷爷脸上那表情像是在背着一座山。
“啊？”爷爷那么有钱，看来那个债主比爷爷还趁钱。
“还记得吗，我常跟你念叨起我爷爷王振彪？”爷爷一提起他的爷爷来，四周全是皱纹的眼睛里居然露出童真的亮光，仿佛是夜里打出的一道闪，划破了漆黑的天空。
“他不是我的高祖吗？”“王振彪”我太熟悉了，我是听着这个名字长大的。
“是呀。当初呀，我爷爷在大金山的中国村里开了一家‘振彪金庄’。他的把兄弟吴德明，把当年在大金山淘到的一箱金子存在了‘振彪金庄’。我爷爷就把这箱金子埋进了草丛里。后来洋人洗劫中国村，华人们急着逃命，也就顾不上去挖那些藏在地下的金子了。我爷爷一直很内疚，一直要用咱家这箱金子还掉吴家的债……”伴着爷爷说话的气儿，像是撒气儿的汽球，越撒气儿越少。
“那高祖事后干吗不回大金山去挖那箱金子？”我太太在替古人担忧。
“回去过。还没进村，就让洋人给打出来了。后来再去找，早就记不得那箱金子埋在哪里了。”爷爷在枕头上摇了摇头。
“那，这箱金子现在一定还在大金山的遗址！”我太太的反应总是比别人快一拍。
爷爷的嘴先动了几下，才把含混不清的声音发了出来：“也许在，也许早已经叫人给挖走了。事情都过去一百四十多年了。后来吴德明回了国，就再也无缘重返澳洲了。我爷爷一直惦念着这事，临终前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回中国找到吴德明的后代，用这箱金砖抵债。”
“找到他家的人了吗？”我太太喜欢看侦探小说，总是直接翻到末尾，先窥探一眼结局再说。
“可惜呀，”爷爷咽了口吐沫，“这八十多年来，正逢中国的多事之秋，灾难是一个接一个。我在澳洲又生意缠身，没能兑现对你高祖的承诺。眼下，中国已经打开国门，你一定要回祖国找到这箱金砖的主人。我们王家把信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杰克呀，我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你。你，你一定要把这箱金子交到吴家后代的手里。”爷爷无奈地抓住我的手，真像是在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爷爷，中国这么大，要找到吴家的后代，岂不是大海里捞针吗……”我还想像过去那样跟爷爷顶几句嘴，可是谁能对一个垂死的人说“不”呢。我把话吞进肚子里，只好苦着脸点了点头。
爷爷的眼珠里突然射出一道回光反照的亮光以后，就定格在我的脸上，再也不转动了。汽球里剩下的那点儿气儿这回全撒光了。一只圆滚滚的汽球没有了气体的支撑，只瘫成了一层薄薄的皮。得，这回轮到我这口气儿来吹起王家的大汽球了。我父亲早就把他的血肉之躯献身在反法西斯的非洲大沙漠战场了。
我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像是从纽约的姐妹楼上纵身向下坠去……爷爷生前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支离破碎地涌上了我的心头。
没有爷爷哪有我？谁都说我长得就像是爷爷的复印件。你乍一看我，黑头发，黑眼睛，准知道我是个龙的传人。可是你要是把我的五官拆开来仔细端详，就会发现我多少有点儿欧洲人的特征：我身材高，骨架也大，汗毛比一般华人浓密得多；大鼻子高耸如山坡，大眼睛深陷如水涡。
不知怎的，我特别喜欢清朝祖先的那种长发，有如一条长长的海军飘带，拖在一个男子汉那宽阔的后背上，一摇三摆，飘逸洒脱。我把头发编成一条亮晶晶的大辫子，一直拖到后腰。可是我又特别反感清人的束发。额头上的好端端乌发，就那么给剃光半个头顶。难怪人家说，清人的头就像是被开了瓢的西瓜，脖子上只顶着半个脑袋。我想，这就是当初鬼佬觉得华人迂腐和古怪的借口吧。我把头顶梳成一个大背头，使得我的大辫子跟我的帅哥发型有一种浑然一体的韵味。
我活的这四十多年，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可是对中国文化却是一知半解。我从小就从唐人街逃了出来，一直把中国文化当成一种鸦片。我试图从爷爷的遗物中找到吴家的一些蛛丝马迹，可是我所翻出来的不是老辈子的铜钱，马褂，斗笠，就是淘金器具，长长的烟袋锅子；要不就是金玉翡翠什么的。这些老掉牙的玩意儿帮不了我什么忙。只是那几本磨破了边儿的老相册，兴许能让时光倒流回去片刻。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长河，被那一张张褪色老照片上的裂纹划破，荡起一圈圈令我回味无穷的涟漪。尤其是有一张灰得发黄的照片，用毛笔眉批着“关庙四结义”的字样，叫我一下就联想起了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
我翻找出一本褪了色的日志。里面那密密麻麻用毛笔书写的优美文言隶字，显然是祖先王振彪留给后人的生存符号。可是我的古文底子实在是太薄，比读外星人的文字强不了哪儿去。
忙活完爷爷的丧事，太太在沙发上依偎着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箱子金子，杰克？”
“当然是按爷爷的遗嘱去做，把它物归原主。”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太太“嚯”地一下站起来，骤然甩开我的胳膊，就像扔一把扫帚一样，指着我的鼻尖儿叫道：“什么？你疯了吗？谁会把这么一笔巨大财宝拱手相让？连你高祖都没做到这一点，你爷爷也没有办到，你怎么就这么大方？”
“我承认，我也闪过把这箱金子归为己有的念头。可是爷爷临断气前那双死不瞑目眼睛，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不能这么做。那眼神分明在告诉我：不是自己的东西决不可染指。高祖王振彪在唐人街留下了那么多的产业，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字。”我伸出食指，在空中有力地点了一下。
太太又坐回沙发道：“All trust is foolish（信任是愚蠢的别名）！在当今一些澳洲青年人的观念里，相信别人再傻不过了。杰克，我要提醒的是，你应该先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再说。诸如吴德明临回国前为什么不管高祖要债？爷爷活了那么大岁数，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办这件事情？我感到这件事情有点儿蹊跷。再说，你去问谁，谁也会说这箱金子是自己的。见到这么一大箱金砖，谁会无动于衷呢？这是人见人爱的极至尤物，这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幸福阶梯。”太太诗意大发，可惜就像一个蹩脚诗人，老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从来没人捧场。
必须要说服太太。“婉芳，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财富和房产，足够好几代人享用的。我们不缺这箱金子。我一定要完成祖先的嘱托。”
“可是这箱金砖是咱们王家门的。吴家的人想要得到那箱金子，让他们自己来大金山去找好啦。我们凭什么要跑到中国去送货上门？我真是百思不解。”太太来回摇了摇她那一头秀发。
这也是我弄不懂的一点。“是什么样的道德力量，使得我的祖先富贵不淫呢？我要借着寻找黄金主人的契机，去中国寻根，追溯历史，缅怀先人。王家在澳洲都传了六代了，后代繁衍到一千多人。澳洲的华人，也在这两年，从四万多人猛增到二十万。华人作为澳洲的祖先之一，功标青史。可是澳洲华人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一直被埋没在历史岁月的尘埃里。这不能不说是中澳两国的一大憾事。我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去中国搜集创作素材，开一个澳洲华人写华人淘金故事的历史先河，创作出一部前无古人的不朽传世之作。”
虽说我在澳洲不是什么大作家，可是也算得上是位崭露头角的新星了。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天天逼着我写日记。如今，我除了有一儿一女，还有另外两个宝贝孩子–––两部问世不久的英语长篇小说。美中不足的是，我的作品老是被读者打入冷宫，让我大有怀才不遇之感。我为此专门去攻读了文学博士，想用文学理论来武装我的文学创作。只可惜，这世上的事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美食家往往做不出那道佳肴，能拼出龙凤戏珠大盘的厨子又不一定长着美食家那张嘴。学富五车的大博士也许连月亮也不会描写；没有博士头衔的大文豪却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是缺乏创意，苦做学问也激发不起我的创作灵感。教育虽说眼看就要普及到了博士水平，可是想要当个学者作家，也还是远比混个博士文凭不知要难到几重天去呢。这回，我从爷爷的遗嘱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传统风范，从那些遗物里捕捉到自己的作品想要走向成功所需要的根。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家族里一定隐藏着许多有价值的传奇故事。我油然生起一股强烈的创作欲，要从这些遗物的背后勘察出祖先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的足迹，填补华人祖先在澳洲文学与历史上的空白。这也是我对爷爷的最好纪念。爷爷的这些遗物，正好可以成为我创造一部新概念小说最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尽管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龙的鲜血，可是我那满脑子西方价值观念一直与华人祖先的传统道德格格不入。爷爷的作古，让我反思起我作为一个华人后代的存在意义。
我们王家在澳洲淘了一代又一代的金，如今也淘成了澳洲的华人首富。再玩命淘下去，也许能淘到澳洲的首富，乃至全世界的首富。我们王家对金钱的追求太执着了。到了我这一代，不能再这么往钱眼儿里坠落下去了，该是干些高尚的事业来给澳洲华人争光的时候了。好在我们王家还有我媳妇这么一个善于理财的传人，就叫她去打理那些讨厌的生意去吧。
这年的下半年，我怀揣上那张“关庙四结义”的宝贝照片，坐在飞往中国的“波音”客机上，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噼啪、噼啪”地敲击出了小说的标题：The Successor of Dragon （《龙的传人》）。
我飞到的第一站，是高祖王振彪任过官差的广东香山县。出租车沿着凸凹不平、尘风飞扬的土路“摇煤球儿”。等到把我摇到了侨乡王家村，我那一身笔挺的白西服也快被摇成了煤炭工人的工装颜色。
汽车驶进村子，车后呼啦啦跟了一群村民，把我当成动物园里的金丝猴来观赏。我红着脸先找到王村长，向他打听村里还有没有澳洲“金山客”的亲戚后代。村长在村民的簇拥下，带我来到一个茅草屋前，引出一位老者，说：“这位是孙老大爷，是全县最老的寿星，你跟他打听打听吧。”
我热情向老寿星问好道：“孙老先生，您好吗？”
孙老寿星的嘴虽然没有大门牙把门，可是嘴还是严实得胜过那些长着门牙的人。他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吭，用嘴里还剩下的几颗稀稀散散牙齿嚼着一种像是树叶的什么绿菜。嘴巴吧唧吧唧作响，吃得让我食欲大增。村民们陆陆续续围拢过来，孙老汉全然不去理会周围这些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乡亲。
“他有点耳背，你得跟他喊话。”村长冲我叫喊起来，似乎他自己也耳背。
我凑到孙老汉的耳边喊道：“您好，老寿星！”
孙老汉用半咸淡国语漫不经心地问道：“宾狗呀（谁呀）？是哪里来的猩猩呀？”
“猩猩？老先生，我是人啊。”我对孙寿星的称谓颇感不快。
村长连忙译道：“啊，误会，误会。孙大爷问的是哪位先生。”村长又忙转头给孙寿星介绍说：“是从澳洲来的华侨，也许还是你的海外亲戚呢。”
孙老汉吧唧着嘴说：“华侨有何稀奇？人烟到处，必有华侨。华人都成了这世上最大的‘游牧民族’了。我看呀，要是这地球上还剩下一个人了，准是华人。月球上来的人跟我有何相干？”
我学着好莱坞电影的样子，从西服兜里掏出一沓子钞票递给村长。村长自己抽出两张，把其余的钞票塞进老汉的口袋里。孙老爷子一见钞票，这才把头转了过来。
“敢问老先生今年贵庚？”凭直觉，我还真猜不出老寿星的高寿。
“整整一百张啦。”老寿星说得像是刚花完一百块钱那么轻巧。
“哇，您老好福气呀。”我能活到老寿星的一半岁数就算命大。
“早该入土了，还在天天浪费粮食。”老寿星肯定是个节减的人。
“您的长命是全人类的福音呀。”我老听说人的平均寿命本该活它一百四、五十岁的，只可惜人类自己破坏了生态平衡。
我还是先干正事儿吧，就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关庙四结义”的老照片，蹲下来嚷嚷道：“老人家，您认识他们吗？这个叫王振彪……”
“啊，这人我知，那不是雷秉贵吗。”孙老汉指着王振彪身旁的那个圆脸汉说。
“您知道他？”雷秉贵正是我太太雷婉芳的高祖。可是婉芳的秀美姿容，足以叫她那个高祖惊叹，雷家后代居然还会进化出这样的美人坯子。
孙老汉的话打断了我对进化论的感慨：“怎么不知呀，雷秉贵是我表叔。当年他从大金山回来探亲时，给了我老豆（爹）一些银子，让我好好去读书。我就是用他的钱读的私塾。”
“啊，是吗。你能多讲讲雷秉贵吗？他是我高祖王振彪的把兄弟。”我来回搓着我的双手。
“啊，那年月，把兄弟可比亲兄弟还亲呀。我那时候太小。只记得他留着二撇鸡（八字胡），去澳洲淘金，发了大财；娶了鬼妹，还当上了个什么五品大官。他来去匆匆，我也不了解内情。后来他回了澳洲，就再也一去不返了。”孙老汉说着喝了一口茶。
“那，其他这两个人，这个叫刘清平，这个叫吴德明，您认识他们吗？”我指着照片的人问。
“嗯，我听说表叔有个最要好的朋友，人称刘郎中。表叔去澳洲那天，刘郎中去送行，结果把他也拐到了澳洲。”孙老寿星停下不说了。
“那这个人呢，叫吴德明，您听说过吗？”吴德明是我最想打听的人。
“我只听说过表叔有个长工姓吴，是从河北省来的。别的就不知了。”孙老汉给我扭出了一个后脑勺。
“吴德明的后代人里，您有没有认识的？”我的身体随着老汉的头也挪了一下窝。
“莫（有字没有两横）呀。我连吴德明都闹不清是宾狗（谁），更别提他的家人了。”孙老汉说着就要站起身来。
孙老汉的儿女及孙男孙女见天上掉下一个沾亲带故的外国人，忙把老汉给稳住在小板凳上。我如发电影票一般向每个凑过来的人发上几张钞票。其实这些大票子的价值不过是几澳元，可是换成了人民币还挺拿得出手。
我举起双手来向大家宣布：“喂，诸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寻找这个吴德明的后代的。谁要是能帮我，哪怕是提供一丝一毫的线索，我这里有重金奖赏。”
众人跃跃欲试，有毛遂自荐争着要给带路的，有献计献策自称是孔明再世的，更有自告奋勇愿意当贴身保镖的……
“千万别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孙老汉的大嗓门打断了众人的嘈杂吵闹声音。
老汉的儿子注释道：“老豆（老头）常说人离乡贱，人熟是宝。”
“澳洲话也说：‘哪儿也没有家乡好’。孙老先生，您知道雷秉贵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呀？”我对这个话题倒挺感兴趣。
“还不是为温两餐、照顾好肚子老爷？现在这年轻人呀，也都往城里跑，满脑子钱钱钱。”老汉嘬一下牙花子。
“村里还没脱贫，不往外跑，怎么致富？”围观的人里有人嚷道。
王村长朝人群瞪过去，也没弄准这话是谁说的。
“乱翕甘四（胡说八道）。钱能买健康吗？钱能买长寿吗？谁健康谁才最富有。”孙老汉摇摇头说。
“孙老先生，您的身子骨可真硬朗呀。有什么长寿秘诀吗？”我眼看就要步入中年，也该注意些自己的身子骨了。
孙老汉送给我几句养生之道：“我天天上山下山，打柴淘米。最重要的是生的孩子越多越长寿，什么乐也没有天伦之乐更乐。可是男人一过了六十岁，就千万不能再泄一点儿元气啦。”
众人哄笑起来。
王村长一本正经说：“老爷子就喜欢讲笑话。依我看，他长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村子空气好。”
“还有，就别老是想着我我我。这人一老想自己就活不长。整天老想自己那点儿鸡毛蒜皮小事，只能是越想心越窄。多为别人想想，多为别人干点儿好事，你就会气顺痛快。”孙寿星说这话的底气看起来比年轻人还足。
孙老汉的儿子提醒道：“我们这里很少能吃上肉，只是吃白米饭和绿叶菜。”
“嘴，最能伤身。过去的人是饿死，现在这人是撑死。有点儿权，或是有点儿钱，弄不好就落一身富贵病。好多人都是活活吃死的。千万别逞能，能吃两碗米饭，就别去吃三碗。一句话，迈开你的腿，管住你的嘴！”孙老汉说着叫儿子把他的剩菜端走。
“有道理，有道理。”我连连点着头。
“为嘴伤身还有一害，那就是祸从口出。切记少说为佳。多说一句不好的话，就多一个仇人，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条死路。我今天说得太多了，一句话也不多说了。”孙老汉说完就进了身后的小茅屋。
临别，我拿出我的支票本子，在上面划拉上我的签名，递到村长的手上说：“村长，这是我祖先在天之灵的一点小意思。拜托拜托，请用这钱给大家谋些福利。”
出村的路上，出租车把我的骨架子摇得快要散了。我胸膛里的那颗红心，也被拱成喷薄欲出的红日。我周身流淌的龙的鲜血不容我对此置若罔闻。我拍了拍司机师傅的肩膀，请他把我拉到县政府。我大笔一挥，在下一张支票上填上七位数字，希望用这张小纸条儿换来本县的一条高速公路。
我向“的哥”拍胸脯说：“过两年我再来这里，你就可以像坐在家里一样开车拉我了。我敢保证，肯定比我们澳洲的公路还要平坦。”
我又往北京飞去，正赶上秋高气爽的好时节。真想不到北京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伟大建筑，天坛，故宫，颐和园，十三陵，万里长城，天安门……这些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让我油然升起了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北京的每一个角落，都打上了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所特有的勤劳与智慧烙印。北京自从成为燕国的国都，已经在这地球上辉煌了三千多年。北京就是一座历史名胜博物馆。从这些辉煌的古代建筑中，我也看到了埋在这些帝国大厦之下的死鬼冤魂。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帝王将相筑起一座座不可一世的傲世丰碑。
北京的街头更像一个万花筒一样让我流连忘返。故宫门前有几个三轮人力车夫正严阵以待，四处寻找猎物。见我走过来要去兜风，呼啦啦围过一群人来左拉右扯，似乎非要让我体验一下古人“车裂”刑法的滋味不可。
我坐在三轮客车上左顾右盼。身旁有一辆飞奔的三轮平板车，上面坐着一个身穿西服的英俊小伙子，一手扶着车上的两大包服装，一手拿着一个砖头大的手提电话大声吆喝。
爷爷小时候告诉我的那些北京胡同，什么狗尾巴胡同，劈柴胡同，扁担胡同，小哑巴胡同，屎壳郎胡同，我全都找不到踪影儿。三轮客车进了一个颓垣断壁的小胡同。东边儿有一位婀娜多姿的时髦少女，迈着猫步左摇右摆翩翩扭来。西边儿有一位花白胡子老大爷，一手背到后腰上，另一只手捏着自己的鼻子，弓腰使劲擤出两串鼻涕，声如雄师怒吼。
出了胡同，一座座高楼大厦又挡住了我的赏景视线。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建筑工地上，有几个外地民工蹲在了砖头上。他们先在一根筷子上插上一串馒头；又围着一个大锅，用勺子往自己的铝制品饭盒里盛上一碗白菜汤，就着空中的风沙津津有味地啃起凉馒头来。看得我的肚子也“咕咕”叫唤了起来。我直奔一家清真饭馆的室外餐桌，悠闲自在地品尝起各种北京风味小吃。啊，有驴打滚儿，有豌豆黄，有萨其马，有艾窝窝，还有面茶、豆浆和豆腐脑儿；另有一些我叫不上名称的皇家风味。我的口水伴着这些美味佳肴一股脑儿进了我的肚子。
吃得正香，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出现在餐桌前，可怜巴巴地冲我摇晃着手里的钱罐子。在澳洲，我也碰见过谎称丢了钱包的绅士乞丐。我往往也对他们绅士般地说上一句“不”。可是，我不能对眼前这么一个小孩子太吝啬。我掏出一把硬币，往小姑娘手里的钱罐里塞了进去。想不到，我的这一壮举招来一群乞丐的光顾。我忙把一大把零钱放在饭桌上，夺路而逃。乞丐们连我的饮料和小吃都一起给顺走了。
临离开澳洲前，我姑姑王琳达给我提供过一个寻找吴家后代的线索。姑姑的前夫吴宝辰教授是吴德明的重孙子。姑姑曾于八十年代初邀请吴宝辰前去澳洲讲学。可是后来吴宝辰神秘地失踪在澳洲，至今不知去向。不过，姑姑还给我指出了另一条生路：吴宝辰跟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吴东桥在《大中华日报》工作，在北京是个响当当的名记者。
《大中华日报》的石牌楼挡住了我的去路。把门的武警战士把我挡在门外，用防特务的眼光把我打发到传达室登记。传达人员一看我的澳洲护照，再看看我这副尊容，谢绝入内；只给吴东桥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往空气里放出一支冷箭说：“不在！”不知是冲我说话，还是对着话筒自言自语。
我能做的只能是站在报社的大门口外守株待兔。徘徊了大半天，才见一辆锃亮的黑色“皇冠”牌轿车缓缓从报社的大院里开出来。插在汽车的挡风玻璃前的“新闻采访车”几个红色招牌格外刺眼，就像喷在警车上的“Police”标志一眼让人望而生畏。武警战士对车里的司机低头说了句什么，汽车就冲我开了过来。
司机降下一格电动玻璃，只露出一副变色金丝边眼镜来，眯着镜片里的小眼睛问道：“我就是吴东桥，你是在等我吗？”
“啊，是，是。可把你给等来了。”我喜出望外。
“你是费翔吧？”吴东桥把车窗降到一半，从头到脚打量着我。
“飞翔？什么飞翔？”我这不是站在原地没动窝吗。
“噢，对不起，那我就是认错人啦。”吴东桥说着就像个乌龟一眼缩回硬壳里，抬起了脚下的刹车踏板。汽车的轮胎往前转起轮来。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要找你。”我追上汽车，双手拍着车窗喊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吴东桥踩死刹车板，低头扫一眼手表，又抬起挂在眼珠上的两把扫帚眉问道。
“啊，恕我冒昧。我叫王杰克，是从澳洲来的作家，想采访一下你，不知你有没有空？”我耗了这么长时间，怎能叫抓到手的鸟飞走。
“采访我？我正要去采访别人去呢。”吴东桥觉得有点儿好笑。
“那，我能跟你预约一下采访时间吗？我所进行的是有偿采访，不会白浪费你的宝贵时间的。”我没时间再耗下去了。
“采访我什么呢？”吴东桥的兴趣被我提了起来。
“谈谈你的家史。我打算创作一部反映华人在澳洲淘金的长篇小说，正在搜集创作素材。我从我姑姑那里得知你们家有去澳洲淘金的祖先，所以特别想找你聊聊。”我说得相当诚恳。
“你姑姑？”吴东桥向上翻着眼皮问。
“我姑姑是你父亲的前妻。”我抬了一下粗眉回敬他。
“噢，是这么回事儿。这倒是挺有趣儿的。好吧，那你上车吧。我去赴个记者招待会，咱们可以边吃边聊。”吴东桥说着拨开了车门的中心控制锁。
吴东桥带我进了一家名叫“康熙酒家”的高档餐厅，号称这里是从前皇帝才能踏足的膳阁。楼上的单间里，有一群美食家正在开怀畅饮。见吴东桥进来，大家站起来连忙给他让座，对我却是视若无睹。
吴东桥跟一个岁数较大的平头壮汉子说：“马总，这个朋友要跟我聊聊。你把要发的稿子给，明天别忘了买份报纸就是了。”
“拜托，拜托！”马总对吴东桥毕恭毕敬，塞给他两大口袋礼品说：“稿子就在里头。”说着就把我们俩个人安排进另一间雅座。服务员给我们打开一瓶“人头马”白兰地，一盘盘山珍海味也接踵而来。
吴东桥谈吐潇洒自如，锋芒毕露。虽说他戴的眼镜使他显得文质彬彬，仪表堂堂，可是那双扇风耳、扫帚眉和宽鼻头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没坐稳，我就掏出那张“关庙四结义”照片给他看。
这张相片在我们家珍藏了一个半世纪，不知被多少只手折叠出一道道宛如闪电般的白道道儿，四周被撕扯得像是地图的边界。吴东桥小心地接过来，仔细读着皱皱巴巴的眉批上那一行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关庙四结义。咸丰三年，四把兄弟摄于大金山摄影廊”，还依照坐次顺序，从左至右注上了前排四个壮年汉子的名字：吴德明，王振彪，雷秉贵和刘清平。站在他们周围的是妻室和孩子。每一个人都是洋装打扮。男士们每个人都穿着一身燕尾服。女士们上身穿着紧绷绷的英国女装，高胸细腰，轮廓分明；高高的脖领子一直伸到了下巴颏儿，把脖子都给遮挡得严严实实；下身的肥大裙子像是撑开的降落伞，一直拖到了地上。
我的高祖王振彪端坐在正中央，燕尾服的上衣兜挂着怀表链子。他看上去英气勃勃，表情庄重。双眼皮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目光，浓重的的眉宇之间隐藏着一丝忧患。从那紧闭的嘴角上，可以透视出他那表面轻松而内心刚毅的张力。他的肩微微端起，似乎在担负着一个民族的重担。
雷秉贵显出一副富态相，留着八字胡。肥头大耳，粗脖子，双下巴，小小的眼睛跟澳洲的树熊一样点在了蒜头鼻子的上方。刘清平一脸斯文，眼镜片后面闪亮着聪慧的眼神。那个长着扫帚眉、扇风耳和宽鼻子的汉子，依照名字对号入坐，正是那箱金砖的主人吴德明。两个女士，一个是雷秉贵的妻子胡氏，一个是刘清平的妻子陈氏；一看就是那种端庄贤惠的良家妇女。他们的儿女们带着一脸稚气般的惊恐。
上一篇：
神农架野人传奇 第九章
下一篇：
《长征记》7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