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寻找金砖失主
那是公元1988年,中国龙年的春天,南半球的晚秋,我爷爷王文翰躺在墨尔本一座花木扶疏的豪宅里,还剩下人生的最后一口热乎气儿。
爷爷紧闭双目,毫无血色的干黄脸皮紧紧包着他的骷髅脸。他坐在生命的火车上,已经坐享了九十八个春秋的人生旅途。火车眼看就要驶进终点站了。在他的生命火车即将驶入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洞之前,他竭力想睁开眼,最后再瞄一眼这个看进眼里拔不出来的大千世界。
“爷爷,您喝口水。”
我的太太雷婉芳端来一杯白开水,轻柔地在爷爷的耳边吐出这句话来。对爷爷来说,这温柔似水的声音像是从天堂里渺然飘来。爷爷用尽平生最后一口力气慢慢把眼皮睁开,露出暗淡无神的眼珠子。
本来正跪在病床前饮泣哀叹的我,顿时脸上阴转晴,赶紧示意太太快把那杯开水捧到爷爷那干白的嘴唇上。爷爷抿了一口水,干咳了一声,眼神里闪现出一道对生的渴望光点。他在被子里摸索起来,举出一把钥匙,指着床头旁的一个百宝箱,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丝气来对我哼道:“杰克呀,你把这个箱子给打开。”
这个百宝箱的岁数比我还老。它的形状像一座中国的传统大瓦房。房梁上横出一根长木棍,一直伸到箱子的外边,两个人挑起来就能让这箱子不胫而走。屋脊和门窗上雕刻着的龙凤图案,看上去随时都会飞得无影无踪。我打开屋檐下的一把长锁,房顶方能掀了开来。
“啊!”我的眼前一阵眩晕,一下子掉进了一片金黄色的沙漠。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个破箱子里居然码的全是一摞摞金光四射的梯形金砖头。
“啪”的一声脆响,我太太雷婉芳手里的玻璃杯滑落到了地上。
我又急不可待地打开锁在房檐下两扇门的长锁,底下的宝贝东西也露了出来,还是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金砖。
“爷爷,您还藏着这么多的金子!”我真想不到爷爷还有这么一手。
“杰克呀,这金子是我们欠别人家的利息。”爷爷脸上那表情像是在背着一座山。
“啊?”爷爷那么有钱,看来那个债主比爷爷还趁钱。
“还记得吗,我常跟你念叨起我爷爷王振彪?”爷爷一提起他的爷爷来,四周全是皱纹的眼睛里居然露出童真的亮光,仿佛是夜里打出的一道闪,划破了漆黑的天空。
“他不是我的高祖吗?”“王振彪”我太熟悉了,我是听着这个名字长大的。
“是呀。当初呀,我爷爷在大金山的中国村里开了一家‘振彪金庄’。他的把兄弟吴德明,把当年在大金山淘到的一箱金子存在了‘振彪金庄’。我爷爷就把这箱金子埋进了草丛里。后来洋人洗劫中国村,华人们急着逃命,也就顾不上去挖那些藏在地下的金子了。我爷爷一直很内疚,一直要用咱家这箱金子还掉吴家的债……”伴着爷爷说话的气儿,像是撒气儿的汽球,越撒气儿越少。
“那高祖事后干吗不回大金山去挖那箱金子?”我太太在替古人担忧。
“回去过。还没进村,就让洋人给打出来了。后来再去找,早就记不得那箱金子埋在哪里了。”爷爷在枕头上摇了摇头。
“那,这箱金子现在一定还在大金山的遗址!”我太太的反应总是比别人快一拍。
爷爷的嘴先动了几下,才把含混不清的声音发了出来:“也许在,也许早已经叫人给挖走了。事情都过去一百四十多年了。后来吴德明回了国,就再也无缘重返澳洲了。我爷爷一直惦念着这事,临终前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回中国找到吴德明的后代,用这箱金砖抵债。”
“找到他家的人了吗?”我太太喜欢看侦探小说,总是直接翻到末尾,先窥探一眼结局再说。
“可惜呀,”爷爷咽了口吐沫,“这八十多年来,正逢中国的多事之秋,灾难是一个接一个。我在澳洲又生意缠身,没能兑现对你高祖的承诺。眼下,中国已经打开国门,你一定要回祖国找到这箱金砖的主人。我们王家把信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杰克呀,我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你。你,你一定要把这箱金子交到吴家后代的手里。”爷爷无奈地抓住我的手,真像是在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爷爷,中国这么大,要找到吴家的后代,岂不是大海里捞针吗……”我还想像过去那样跟爷爷顶几句嘴,可是谁能对一个垂死的人说“不”呢。我把话吞进肚子里,只好苦着脸点了点头。
爷爷的眼珠里突然射出一道回光反照的亮光以后,就定格在我的脸上,再也不转动了。汽球里剩下的那点儿气儿这回全撒光了。一只圆滚滚的汽球没有了气体的支撑,只瘫成了一层薄薄的皮。得,这回轮到我这口气儿来吹起王家的大汽球了。我父亲早就把他的血肉之躯献身在反法西斯的非洲大沙漠战场了。
我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像是从纽约的姐妹楼上纵身向下坠去……爷爷生前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支离破碎地涌上了我的心头。
没有爷爷哪有我?谁都说我长得就像是爷爷的复印件。你乍一看我,黑头发,黑眼睛,准知道我是个龙的传人。可是你要是把我的五官拆开来仔细端详,就会发现我多少有点儿欧洲人的特征:我身材高,骨架也大,汗毛比一般华人浓密得多;大鼻子高耸如山坡,大眼睛深陷如水涡。
不知怎的,我特别喜欢清朝祖先的那种长发,有如一条长长的海军飘带,拖在一个男子汉那宽阔的后背上,一摇三摆,飘逸洒脱。我把头发编成一条亮晶晶的大辫子,一直拖到后腰。可是我又特别反感清人的束发。额头上的好端端乌发,就那么给剃光半个头顶。难怪人家说,清人的头就像是被开了瓢的西瓜,脖子上只顶着半个脑袋。我想,这就是当初鬼佬觉得华人迂腐和古怪的借口吧。我把头顶梳成一个大背头,使得我的大辫子跟我的帅哥发型有一种浑然一体的韵味。
我活的这四十多年,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可是对中国文化却是一知半解。我从小就从唐人街逃了出来,一直把中国文化当成一种鸦片。我试图从爷爷的遗物中找到吴家的一些蛛丝马迹,可是我所翻出来的不是老辈子的铜钱,马褂,斗笠,就是淘金器具,长长的烟袋锅子;要不就是金玉翡翠什么的。这些老掉牙的玩意儿帮不了我什么忙。只是那几本磨破了边儿的老相册,兴许能让时光倒流回去片刻。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长河,被那一张张褪色老照片上的裂纹划破,荡起一圈圈令我回味无穷的涟漪。尤其是有一张灰得发黄的照片,用毛笔眉批着“关庙四结义”的字样,叫我一下就联想起了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
我翻找出一本褪了色的日志。里面那密密麻麻用毛笔书写的优美文言隶字,显然是祖先王振彪留给后人的生存符号。可是我的古文底子实在是太薄,比读外星人的文字强不了哪儿去。
忙活完爷爷的丧事,太太在沙发上依偎着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箱子金子,杰克?”
“当然是按爷爷的遗嘱去做,把它物归原主。”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太太“嚯”地一下站起来,骤然甩开我的胳膊,就像扔一把扫帚一样,指着我的鼻尖儿叫道:“什么?你疯了吗?谁会把这么一笔巨大财宝拱手相让?连你高祖都没做到这一点,你爷爷也没有办到,你怎么就这么大方?”
“我承认,我也闪过把这箱金子归为己有的念头。可是爷爷临断气前那双死不瞑目眼睛,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不能这么做。那眼神分明在告诉我:不是自己的东西决不可染指。高祖王振彪在唐人街留下了那么多的产业,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字。”我伸出食指,在空中有力地点了一下。
太太又坐回沙发道:“All trust is foolish(信任是愚蠢的别名)!在当今一些澳洲青年人的观念里,相信别人再傻不过了。杰克,我要提醒的是,你应该先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再说。诸如吴德明临回国前为什么不管高祖要债?爷爷活了那么大岁数,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办这件事情?我感到这件事情有点儿蹊跷。再说,你去问谁,谁也会说这箱金子是自己的。见到这么一大箱金砖,谁会无动于衷呢?这是人见人爱的极至尤物,这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幸福阶梯。”太太诗意大发,可惜就像一个蹩脚诗人,老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从来没人捧场。
必须要说服太太。“婉芳,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财富和房产,足够好几代人享用的。我们不缺这箱金子。我一定要完成祖先的嘱托。”
“可是这箱金砖是咱们王家门的。吴家的人想要得到那箱金子,让他们自己来大金山去找好啦。我们凭什么要跑到中国去送货上门?我真是百思不解。”太太来回摇了摇她那一头秀发。
这也是我弄不懂的一点。“是什么样的道德力量,使得我的祖先富贵不淫呢?我要借着寻找黄金主人的契机,去中国寻根,追溯历史,缅怀先人。王家在澳洲都传了六代了,后代繁衍到一千多人。澳洲的华人,也在这两年,从四万多人猛增到二十万。华人作为澳洲的祖先之一,功标青史。可是澳洲华人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一直被埋没在历史岁月的尘埃里。这不能不说是中澳两国的一大憾事。我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去中国搜集创作素材,开一个澳洲华人写华人淘金故事的历史先河,创作出一部前无古人的不朽传世之作。”
虽说我在澳洲不是什么大作家,可是也算得上是位崭露头角的新星了。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天天逼着我写日记。如今,我除了有一儿一女,还有另外两个宝贝孩子–––两部问世不久的英语长篇小说。美中不足的是,我的作品老是被读者打入冷宫,让我大有怀才不遇之感。我为此专门去攻读了文学博士,想用文学理论来武装我的文学创作。只可惜,这世上的事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美食家往往做不出那道佳肴,能拼出龙凤戏珠大盘的厨子又不一定长着美食家那张嘴。学富五车的大博士也许连月亮也不会描写;没有博士头衔的大文豪却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是缺乏创意,苦做学问也激发不起我的创作灵感。教育虽说眼看就要普及到了博士水平,可是想要当个学者作家,也还是远比混个博士文凭不知要难到几重天去呢。这回,我从爷爷的遗嘱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传统风范,从那些遗物里捕捉到自己的作品想要走向成功所需要的根。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家族里一定隐藏着许多有价值的传奇故事。我油然生起一股强烈的创作欲,要从这些遗物的背后勘察出祖先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的足迹,填补华人祖先在澳洲文学与历史上的空白。这也是我对爷爷的最好纪念。爷爷的这些遗物,正好可以成为我创造一部新概念小说最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尽管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龙的鲜血,可是我那满脑子西方价值观念一直与华人祖先的传统道德格格不入。爷爷的作古,让我反思起我作为一个华人后代的存在意义。
我们王家在澳洲淘了一代又一代的金,如今也淘成了澳洲的华人首富。再玩命淘下去,也许能淘到澳洲的首富,乃至全世界的首富。我们王家对金钱的追求太执着了。到了我这一代,不能再这么往钱眼儿里坠落下去了,该是干些高尚的事业来给澳洲华人争光的时候了。好在我们王家还有我媳妇这么一个善于理财的传人,就叫她去打理那些讨厌的生意去吧。
这年的下半年,我怀揣上那张“关庙四结义”的宝贝照片,坐在飞往中国的“波音”客机上,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噼啪、噼啪”地敲击出了小说的标题:The Successor of Dragon (《龙的传人》)。
我飞到的第一站,是高祖王振彪任过官差的广东香山县。出租车沿着凸凹不平、尘风飞扬的土路“摇煤球儿”。等到把我摇到了侨乡王家村,我那一身笔挺的白西服也快被摇成了煤炭工人的工装颜色。
汽车驶进村子,车后呼啦啦跟了一群村民,把我当成动物园里的金丝猴来观赏。我红着脸先找到王村长,向他打听村里还有没有澳洲“金山客”的亲戚后代。村长在村民的簇拥下,带我来到一个茅草屋前,引出一位老者,说:“这位是孙老大爷,是全县最老的寿星,你跟他打听打听吧。”
我热情向老寿星问好道:“孙老先生,您好吗?”
孙老寿星的嘴虽然没有大门牙把门,可是嘴还是严实得胜过那些长着门牙的人。他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吭,用嘴里还剩下的几颗稀稀散散牙齿嚼着一种像是树叶的什么绿菜。嘴巴吧唧吧唧作响,吃得让我食欲大增。村民们陆陆续续围拢过来,孙老汉全然不去理会周围这些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乡亲。
“他有点耳背,你得跟他喊话。”村长冲我叫喊起来,似乎他自己也耳背。
我凑到孙老汉的耳边喊道:“您好,老寿星!”
孙老汉用半咸淡国语漫不经心地问道:“宾狗呀(谁呀)?是哪里来的猩猩呀?”
“猩猩?老先生,我是人啊。”我对孙寿星的称谓颇感不快。
村长连忙译道:“啊,误会,误会。孙大爷问的是哪位先生。”村长又忙转头给孙寿星介绍说:“是从澳洲来的华侨,也许还是你的海外亲戚呢。”
孙老汉吧唧着嘴说:“华侨有何稀奇?人烟到处,必有华侨。华人都成了这世上最大的‘游牧民族’了。我看呀,要是这地球上还剩下一个人了,准是华人。月球上来的人跟我有何相干?”
我学着好莱坞电影的样子,从西服兜里掏出一沓子钞票递给村长。村长自己抽出两张,把其余的钞票塞进老汉的口袋里。孙老爷子一见钞票,这才把头转了过来。
“敢问老先生今年贵庚?”凭直觉,我还真猜不出老寿星的高寿。
“整整一百张啦。”老寿星说得像是刚花完一百块钱那么轻巧。
“哇,您老好福气呀。”我能活到老寿星的一半岁数就算命大。
“早该入土了,还在天天浪费粮食。”老寿星肯定是个节减的人。
“您的长命是全人类的福音呀。”我老听说人的平均寿命本该活它一百四、五十岁的,只可惜人类自己破坏了生态平衡。
我还是先干正事儿吧,就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关庙四结义”的老照片,蹲下来嚷嚷道:“老人家,您认识他们吗?这个叫王振彪……”
“啊,这人我知,那不是雷秉贵吗。”孙老汉指着王振彪身旁的那个圆脸汉说。
“您知道他?”雷秉贵正是我太太雷婉芳的高祖。可是婉芳的秀美姿容,足以叫她那个高祖惊叹,雷家后代居然还会进化出这样的美人坯子。
孙老汉的话打断了我对进化论的感慨:“怎么不知呀,雷秉贵是我表叔。当年他从大金山回来探亲时,给了我老豆(爹)一些银子,让我好好去读书。我就是用他的钱读的私塾。”
“啊,是吗。你能多讲讲雷秉贵吗?他是我高祖王振彪的把兄弟。”我来回搓着我的双手。
“啊,那年月,把兄弟可比亲兄弟还亲呀。我那时候太小。只记得他留着二撇鸡(八字胡),去澳洲淘金,发了大财;娶了鬼妹,还当上了个什么五品大官。他来去匆匆,我也不了解内情。后来他回了澳洲,就再也一去不返了。”孙老汉说着喝了一口茶。
“那,其他这两个人,这个叫刘清平,这个叫吴德明,您认识他们吗?”我指着照片的人问。
“嗯,我听说表叔有个最要好的朋友,人称刘郎中。表叔去澳洲那天,刘郎中去送行,结果把他也拐到了澳洲。”孙老寿星停下不说了。
“那这个人呢,叫吴德明,您听说过吗?”吴德明是我最想打听的人。
“我只听说过表叔有个长工姓吴,是从河北省来的。别的就不知了。”孙老汉给我扭出了一个后脑勺。
“吴德明的后代人里,您有没有认识的?”我的身体随着老汉的头也挪了一下窝。
“莫(有字没有两横)呀。我连吴德明都闹不清是宾狗(谁),更别提他的家人了。”孙老汉说着就要站起身来。
孙老汉的儿女及孙男孙女见天上掉下一个沾亲带故的外国人,忙把老汉给稳住在小板凳上。我如发电影票一般向每个凑过来的人发上几张钞票。其实这些大票子的价值不过是几澳元,可是换成了人民币还挺拿得出手。
我举起双手来向大家宣布:“喂,诸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寻找这个吴德明的后代的。谁要是能帮我,哪怕是提供一丝一毫的线索,我这里有重金奖赏。”
众人跃跃欲试,有毛遂自荐争着要给带路的,有献计献策自称是孔明再世的,更有自告奋勇愿意当贴身保镖的……
“千万别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孙老汉的大嗓门打断了众人的嘈杂吵闹声音。
老汉的儿子注释道:“老豆(老头)常说人离乡贱,人熟是宝。”
“澳洲话也说:‘哪儿也没有家乡好’。孙老先生,您知道雷秉贵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呀?”我对这个话题倒挺感兴趣。
“还不是为温两餐、照顾好肚子老爷?现在这年轻人呀,也都往城里跑,满脑子钱钱钱。”老汉嘬一下牙花子。
“村里还没脱贫,不往外跑,怎么致富?”围观的人里有人嚷道。
王村长朝人群瞪过去,也没弄准这话是谁说的。
“乱翕甘四(胡说八道)。钱能买健康吗?钱能买长寿吗?谁健康谁才最富有。”孙老汉摇摇头说。
“孙老先生,您的身子骨可真硬朗呀。有什么长寿秘诀吗?”我眼看就要步入中年,也该注意些自己的身子骨了。
孙老汉送给我几句养生之道:“我天天上山下山,打柴淘米。最重要的是生的孩子越多越长寿,什么乐也没有天伦之乐更乐。可是男人一过了六十岁,就千万不能再泄一点儿元气啦。”
众人哄笑起来。
王村长一本正经说:“老爷子就喜欢讲笑话。依我看,他长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村子空气好。”
“还有,就别老是想着我我我。这人一老想自己就活不长。整天老想自己那点儿鸡毛蒜皮小事,只能是越想心越窄。多为别人想想,多为别人干点儿好事,你就会气顺痛快。”孙寿星说这话的底气看起来比年轻人还足。
孙老汉的儿子提醒道:“我们这里很少能吃上肉,只是吃白米饭和绿叶菜。”
“嘴,最能伤身。过去的人是饿死,现在这人是撑死。有点儿权,或是有点儿钱,弄不好就落一身富贵病。好多人都是活活吃死的。千万别逞能,能吃两碗米饭,就别去吃三碗。一句话,迈开你的腿,管住你的嘴!”孙老汉说着叫儿子把他的剩菜端走。
“有道理,有道理。”我连连点着头。
“为嘴伤身还有一害,那就是祸从口出。切记少说为佳。多说一句不好的话,就多一个仇人,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条死路。我今天说得太多了,一句话也不多说了。”孙老汉说完就进了身后的小茅屋。
临别,我拿出我的支票本子,在上面划拉上我的签名,递到村长的手上说:“村长,这是我祖先在天之灵的一点小意思。拜托拜托,请用这钱给大家谋些福利。”
出村的路上,出租车把我的骨架子摇得快要散了。我胸膛里的那颗红心,也被拱成喷薄欲出的红日。我周身流淌的龙的鲜血不容我对此置若罔闻。我拍了拍司机师傅的肩膀,请他把我拉到县政府。我大笔一挥,在下一张支票上填上七位数字,希望用这张小纸条儿换来本县的一条高速公路。
我向“的哥”拍胸脯说:“过两年我再来这里,你就可以像坐在家里一样开车拉我了。我敢保证,肯定比我们澳洲的公路还要平坦。”
我又往北京飞去,正赶上秋高气爽的好时节。真想不到北京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伟大建筑,天坛,故宫,颐和园,十三陵,万里长城,天安门……这些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让我油然升起了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北京的每一个角落,都打上了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所特有的勤劳与智慧烙印。北京自从成为燕国的国都,已经在这地球上辉煌了三千多年。北京就是一座历史名胜博物馆。从这些辉煌的古代建筑中,我也看到了埋在这些帝国大厦之下的死鬼冤魂。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帝王将相筑起一座座不可一世的傲世丰碑。
北京的街头更像一个万花筒一样让我流连忘返。故宫门前有几个三轮人力车夫正严阵以待,四处寻找猎物。见我走过来要去兜风,呼啦啦围过一群人来左拉右扯,似乎非要让我体验一下古人“车裂”刑法的滋味不可。
我坐在三轮客车上左顾右盼。身旁有一辆飞奔的三轮平板车,上面坐着一个身穿西服的英俊小伙子,一手扶着车上的两大包服装,一手拿着一个砖头大的手提电话大声吆喝。
爷爷小时候告诉我的那些北京胡同,什么狗尾巴胡同,劈柴胡同,扁担胡同,小哑巴胡同,屎壳郎胡同,我全都找不到踪影儿。三轮客车进了一个颓垣断壁的小胡同。东边儿有一位婀娜多姿的时髦少女,迈着猫步左摇右摆翩翩扭来。西边儿有一位花白胡子老大爷,一手背到后腰上,另一只手捏着自己的鼻子,弓腰使劲擤出两串鼻涕,声如雄师怒吼。
出了胡同,一座座高楼大厦又挡住了我的赏景视线。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建筑工地上,有几个外地民工蹲在了砖头上。他们先在一根筷子上插上一串馒头;又围着一个大锅,用勺子往自己的铝制品饭盒里盛上一碗白菜汤,就着空中的风沙津津有味地啃起凉馒头来。看得我的肚子也“咕咕”叫唤了起来。我直奔一家清真饭馆的室外餐桌,悠闲自在地品尝起各种北京风味小吃。啊,有驴打滚儿,有豌豆黄,有萨其马,有艾窝窝,还有面茶、豆浆和豆腐脑儿;另有一些我叫不上名称的皇家风味。我的口水伴着这些美味佳肴一股脑儿进了我的肚子。
吃得正香,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出现在餐桌前,可怜巴巴地冲我摇晃着手里的钱罐子。在澳洲,我也碰见过谎称丢了钱包的绅士乞丐。我往往也对他们绅士般地说上一句“不”。可是,我不能对眼前这么一个小孩子太吝啬。我掏出一把硬币,往小姑娘手里的钱罐里塞了进去。想不到,我的这一壮举招来一群乞丐的光顾。我忙把一大把零钱放在饭桌上,夺路而逃。乞丐们连我的饮料和小吃都一起给顺走了。
临离开澳洲前,我姑姑王琳达给我提供过一个寻找吴家后代的线索。姑姑的前夫吴宝辰教授是吴德明的重孙子。姑姑曾于八十年代初邀请吴宝辰前去澳洲讲学。可是后来吴宝辰神秘地失踪在澳洲,至今不知去向。不过,姑姑还给我指出了另一条生路:吴宝辰跟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吴东桥在《大中华日报》工作,在北京是个响当当的名记者。
《大中华日报》的石牌楼挡住了我的去路。把门的武警战士把我挡在门外,用防特务的眼光把我打发到传达室登记。传达人员一看我的澳洲护照,再看看我这副尊容,谢绝入内;只给吴东桥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往空气里放出一支冷箭说:“不在!”不知是冲我说话,还是对着话筒自言自语。
我能做的只能是站在报社的大门口外守株待兔。徘徊了大半天,才见一辆锃亮的黑色“皇冠”牌轿车缓缓从报社的大院里开出来。插在汽车的挡风玻璃前的“新闻采访车”几个红色招牌格外刺眼,就像喷在警车上的“Police”标志一眼让人望而生畏。武警战士对车里的司机低头说了句什么,汽车就冲我开了过来。
司机降下一格电动玻璃,只露出一副变色金丝边眼镜来,眯着镜片里的小眼睛问道:“我就是吴东桥,你是在等我吗?”
“啊,是,是。可把你给等来了。”我喜出望外。
“你是费翔吧?”吴东桥把车窗降到一半,从头到脚打量着我。
“飞翔?什么飞翔?”我这不是站在原地没动窝吗。
“噢,对不起,那我就是认错人啦。”吴东桥说着就像个乌龟一眼缩回硬壳里,抬起了脚下的刹车踏板。汽车的轮胎往前转起轮来。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要找你。”我追上汽车,双手拍着车窗喊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吴东桥踩死刹车板,低头扫一眼手表,又抬起挂在眼珠上的两把扫帚眉问道。
“啊,恕我冒昧。我叫王杰克,是从澳洲来的作家,想采访一下你,不知你有没有空?”我耗了这么长时间,怎能叫抓到手的鸟飞走。
“采访我?我正要去采访别人去呢。”吴东桥觉得有点儿好笑。
“那,我能跟你预约一下采访时间吗?我所进行的是有偿采访,不会白浪费你的宝贵时间的。”我没时间再耗下去了。
“采访我什么呢?”吴东桥的兴趣被我提了起来。
“谈谈你的家史。我打算创作一部反映华人在澳洲淘金的长篇小说,正在搜集创作素材。我从我姑姑那里得知你们家有去澳洲淘金的祖先,所以特别想找你聊聊。”我说得相当诚恳。
“你姑姑?”吴东桥向上翻着眼皮问。
“我姑姑是你父亲的前妻。”我抬了一下粗眉回敬他。
“噢,是这么回事儿。这倒是挺有趣儿的。好吧,那你上车吧。我去赴个记者招待会,咱们可以边吃边聊。”吴东桥说着拨开了车门的中心控制锁。
吴东桥带我进了一家名叫“康熙酒家”的高档餐厅,号称这里是从前皇帝才能踏足的膳阁。楼上的单间里,有一群美食家正在开怀畅饮。见吴东桥进来,大家站起来连忙给他让座,对我却是视若无睹。
吴东桥跟一个岁数较大的平头壮汉子说:“马总,这个朋友要跟我聊聊。你把要发的稿子给,明天别忘了买份报纸就是了。”
“拜托,拜托!”马总对吴东桥毕恭毕敬,塞给他两大口袋礼品说:“稿子就在里头。”说着就把我们俩个人安排进另一间雅座。服务员给我们打开一瓶“人头马”白兰地,一盘盘山珍海味也接踵而来。
吴东桥谈吐潇洒自如,锋芒毕露。虽说他戴的眼镜使他显得文质彬彬,仪表堂堂,可是那双扇风耳、扫帚眉和宽鼻头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没坐稳,我就掏出那张“关庙四结义”照片给他看。
这张相片在我们家珍藏了一个半世纪,不知被多少只手折叠出一道道宛如闪电般的白道道儿,四周被撕扯得像是地图的边界。吴东桥小心地接过来,仔细读着皱皱巴巴的眉批上那一行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关庙四结义。咸丰三年,四把兄弟摄于大金山摄影廊”,还依照坐次顺序,从左至右注上了前排四个壮年汉子的名字:吴德明,王振彪,雷秉贵和刘清平。站在他们周围的是妻室和孩子。每一个人都是洋装打扮。男士们每个人都穿着一身燕尾服。女士们上身穿着紧绷绷的英国女装,高胸细腰,轮廓分明;高高的脖领子一直伸到了下巴颏儿,把脖子都给遮挡得严严实实;下身的肥大裙子像是撑开的降落伞,一直拖到了地上。
我的高祖王振彪端坐在正中央,燕尾服的上衣兜挂着怀表链子。他看上去英气勃勃,表情庄重。双眼皮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目光,浓重的的眉宇之间隐藏着一丝忧患。从那紧闭的嘴角上,可以透视出他那表面轻松而内心刚毅的张力。他的肩微微端起,似乎在担负着一个民族的重担。
雷秉贵显出一副富态相,留着八字胡。肥头大耳,粗脖子,双下巴,小小的眼睛跟澳洲的树熊一样点在了蒜头鼻子的上方。刘清平一脸斯文,眼镜片后面闪亮着聪慧的眼神。那个长着扫帚眉、扇风耳和宽鼻子的汉子,依照名字对号入坐,正是那箱金砖的主人吴德明。两个女士,一个是雷秉贵的妻子胡氏,一个是刘清平的妻子陈氏;一看就是那种端庄贤惠的良家妇女。他们的儿女们带着一脸稚气般的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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