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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在“上海之春”访问贺绿汀
作者:谭子艺  发布日期:2010-10-12 02:00:00  浏览次数: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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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忆旧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山高水又深……
 
每当我听到这首抗日时期威震遐迩、家喻户晓、历久不衰,至今仍为人们喜听爱唱的《游击队之歌》的时候,我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它的作者贺绿汀亲切可敬的形象。贺绿汀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又是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从1903年诞生到1999年辞世,在上个世纪生活了96年,他曾担任过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协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音乐创作丰富而多样,有著名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管弦乐曲《森吉德瑪》、《晚会》等,更有许多早期著名电影的插曲和创作歌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春天里》、《秋水伊人》、《游击队之歌》、《上战场》、《保家乡》、《嘉陵江上》、《新民主进行曲》等等,都是广大群众十分熟悉和广为传唱的。
我对贺绿汀的访问,曾经有过两次,一次是1962年,他应邀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羊城音乐花会”时,我曾请他谈过参加音乐花会的观感;另一次是18年以后,跨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上海市恢复举办“上海之春”音乐节时,我到上海参加观摩、采访,又一次拜访他,请他谈“上海之春”和“文革”后新时期音乐活动方面的话题。
198061日上午,我去到贺老在上海的寓所,受到他热情的接待。贺老当年已经77岁,留着一头白发,但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从他案头上堆放着大量的文稿、曲谱和信件,证明他仍然工作繁忙和精力充沛,显得老当益壮,使人从心里感到高兴。但是,熟悉他这十多年来的遭遇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路平安地走过来的,而是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并且与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轰轰烈烈地斗争过来的。
这时,贺老亲口向我讲述了他遭到“四人帮”迫害和他奋起抗争的片断:
早在1963年,对音乐问题一知半解而又冒充内行的姚文元,发表了一篇批评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文章,由于内容谬误百出,贺绿汀看后很着急,出于对读者负责,他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加以指出。谁料,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恃仗他们有后台撑腰,立即对他组织围攻反扑,并从此怀恨在心。“文革”开始后,他们很快就向贺绿汀开刀,说什么贺1963年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而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老手”,批斗迫害达7年之久,其中坐牢近5年,他的老伴也被剃光头,多次批斗,关押一年多,二女儿被迫害致死,受株连的亲友达40多人!
然而,贺老是个铮铮铁汉,他有一副硬骨头,在“四人帮”的严重迫害面前,他从来没有屈服过,每次挨批斗,他都据理驳斥;每次写材料,他都写成讨伐“四人帮”的檄文,表现出一个老革命、老党员的凛然正气,使得“四人帮”既恨又恼,毫无办法。有一次,张春桥、于会泳一伙策划开电视大会对贺绿汀进行批斗,张春桥躲在电视屏前监视,于会泳跳到台上指挥,杀机四伏,打手林立,他们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压住贺绿汀,迫他低头认“罪”,谁知,大会一开始,贺绿汀就与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一桩桩诬蔑不实之词驳回批倒。于会泳恼恨交加,指使凶手反扭贺的臂膀,贺痛极倒地,但立即爬起来挣扎着回到话筒面前继续揭露,于会泳怕得要死,赶紧去抢话筒,贺绿汀寸步不让,又伸手把话筒夺回来,弄得他们当场丢丑,威风扫地,狼狈不堪,张春桥只得下令停止电视转播……
面对这位爱憎分明、坚强不屈的老艺术家、老战士,想到他曾给人民写过那么多美好的歌曲、乐曲,想到他在敌人面前又曾如此英勇地战斗,真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接着,我们的谈话转入了音乐话题。我着重请贺老就“文革”后第一次恢复举办“上海之春”的意义、当时音乐活动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上海、广州等地为什么流行唱一些过时的、陈腐的“时代曲”等问题,谈谈他的观感和意见。贺老说,过去“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戏剧舞台只有八个样板戏,音乐方面也多是标语口号式的叫喊,搞的是“高、快、硬、强”,在他们的流毒影响下,许多音乐作品,都是所谓“全国通用粮票”式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东西,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群众早就唱腻了,听厌了,说:“与其听你唱口号,不如听报告”。“文革”以后,群众要求有新的东西听,但我们的创作还较落后,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还不多。因此,有些人从港澳或海外拿到一些时代曲、流行歌之类的录音带,就觉得很新鲜,当作宝贝欣赏起来了,上海和广州这个问题都很突出。其实,这些东西有文化修养的人都不喜欢,认为是低级的东西,真正学音乐的人也是对之摇头的,香港的进步文化界就感到诧异:为什么你们那么欣赏它们呢?
贺老说,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和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上海恢复“上海之春”的活动,在各种专业和业余的音乐会上,我们提倡创作和演出健康的、多样化的作品,组织群众开展歌咏和器乐比赛,把好的东西拿来推广,使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现在上海有十个区,每个区都有少年宫,有的区搞得比较好,有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教师教学,有民乐演奏、合唱、唱片欣赏等活动,我建议所有区都这样做,配备这类教师和设备,这样就能不断发现和培养有音乐才能的青少年,今后每年都可以组织少年儿童进行音乐比赛,把优胜者选入音乐学院附小,进行专业学习,这样坚持下去,社会的音乐风气就会改变过来,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并可培养出优秀的音乐专业人才。
对于不健康的时代曲流行的现象,有人主张禁止,我问贺老怎样看?贺老说,禁止是消极的办法,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人家拿到录音带,可以在家里听,躲到被窝里听,你管不着。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方法多做引导和解释,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能力和欣赏水平,同时积极发展创作,拿出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们,群众的要求满足了,他们自然就会摒弃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当然,我们反对低级庸俗的歌曲、乐曲,并不是反对一切外来的音乐,正像文学上我们不能抛弃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歌德一样,在音乐上,贝多芬、巴哈、肖邦、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但可以演奏、欣赏,还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吸取有益的东西,提高我们的创作和欣赏水平,
贺老还就如何看待抒情歌曲的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我说,许多群众比较喜欢抒情歌曲,但往往认为只有某些歌星唱的流行歌曲才是抒情歌曲,而对另一些内容健康又优美动听的作品,却认为不是抒情歌曲。我问贺老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贺老说,凡音乐都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我国古代的《乐记》开头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因此,没有感情的乐曲是不存在的。既有感情,就要抒情,人们一般可以把歌曲分成战斗雄壮的进行曲和优美动听的抒情曲,但就抒情曲而言,也要看抒什么情,怎样抒情。比如在文学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写得奇雄壮阔,是抒情;而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的是别离愁,亡国恨,也是抒情,但格调不同,效果也不一样。音乐也是这样,比如,抒发男女间的爱情问题,本来是正常的事,但也有健康、高尚与低级、庸俗之分。当然,我们应当歌颂健康的爱情、坚贞的爱情,而不应赞美那些低级、庸俗的“爱情”,或者提倡“爱情至上”。
此外,贺老还谈到教育部门应该加强普通中小学校的音乐教育,增加课时,增加设备;音协组织应不断开展社会上各类专业和业余的音乐活动和比赛;还要充分发挥广播电台的作用,广播电台播放音乐节目最多,好的音乐作品应该通过电台大力推广,这样几方面配合起来,就能促进全民音乐水平的提高。
“上海之春”音乐节从1960年创办至今(2010年),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距离我这次采访贺老也有30年了,30年来,“上海之春”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越来越丰富多彩,优秀的新作品层出不穷,各类新人辈出,贺老当年提出的希望,许多已逐步得到实现。无疑,他当年发表的真知灼见,对后来国内的音乐活动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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