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忆旧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山高水又深……
每当我听到这首抗日时期威震遐迩、家喻户晓、历久不衰，至今仍为人们喜听爱唱的《游击队之歌》的时候，我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它的作者贺绿汀亲切可敬的形象。贺绿汀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又是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从1903年诞生到1999年辞世，在上个世纪生活了96年，他曾担任过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协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音乐创作丰富而多样，有著名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管弦乐曲《森吉德瑪》、《晚会》等，更有许多早期著名电影的插曲和创作歌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春天里》、《秋水伊人》、《游击队之歌》、《上战场》、《保家乡》、《嘉陵江上》、《新民主进行曲》等等，都是广大群众十分熟悉和广为传唱的。
我对贺绿汀的访问，曾经有过两次，一次是1962年，他应邀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羊城音乐花会”时，我曾请他谈过参加音乐花会的观感；另一次是18年以后，跨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上海市恢复举办“上海之春”音乐节时，我到上海参加观摩、采访，又一次拜访他，请他谈“上海之春”和“文革”后新时期音乐活动方面的话题。
1980年6月1日上午，我去到贺老在上海的寓所，受到他热情的接待。贺老当年已经77岁，留着一头白发，但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从他案头上堆放着大量的文稿、曲谱和信件，证明他仍然工作繁忙和精力充沛，显得老当益壮，使人从心里感到高兴。但是，熟悉他这十多年来的遭遇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路平安地走过来的，而是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并且与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轰轰烈烈地斗争过来的。
这时，贺老亲口向我讲述了他遭到“四人帮”迫害和他奋起抗争的片断：
早在1963年，对音乐问题一知半解而又冒充内行的姚文元，发表了一篇批评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文章，由于内容谬误百出，贺绿汀看后很着急，出于对读者负责，他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加以指出。谁料，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恃仗他们有后台撑腰，立即对他组织围攻反扑，并从此怀恨在心。“文革”开始后，他们很快就向贺绿汀开刀，说什么贺1963年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而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老手”，批斗迫害达7年之久，其中坐牢近5年，他的老伴也被剃光头，多次批斗，关押一年多，二女儿被迫害致死，受株连的亲友达40多人！
然而，贺老是个铮铮铁汉，他有一副硬骨头，在“四人帮”的严重迫害面前，他从来没有屈服过，每次挨批斗，他都据理驳斥；每次写材料，他都写成讨伐“四人帮”的檄文，表现出一个老革命、老党员的凛然正气，使得“四人帮”既恨又恼，毫无办法。有一次，张春桥、于会泳一伙策划开电视大会对贺绿汀进行批斗，张春桥躲在电视屏前监视，于会泳跳到台上指挥，杀机四伏，打手林立，他们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压住贺绿汀，迫他低头认“罪”，谁知，大会一开始，贺绿汀就与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一桩桩诬蔑不实之词驳回批倒。于会泳恼恨交加，指使凶手反扭贺的臂膀，贺痛极倒地，但立即爬起来挣扎着回到话筒面前继续揭露，于会泳怕得要死，赶紧去抢话筒，贺绿汀寸步不让，又伸手把话筒夺回来，弄得他们当场丢丑，威风扫地，狼狈不堪，张春桥只得下令停止电视转播……
面对这位爱憎分明、坚强不屈的老艺术家、老战士，想到他曾给人民写过那么多美好的歌曲、乐曲，想到他在敌人面前又曾如此英勇地战斗，真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接着，我们的谈话转入了音乐话题。我着重请贺老就“文革”后第一次恢复举办“上海之春”的意义、当时音乐活动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上海、广州等地为什么流行唱一些过时的、陈腐的“时代曲”等问题，谈谈他的观感和意见。贺老说，过去“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戏剧舞台只有八个样板戏，音乐方面也多是标语口号式的叫喊，搞的是“高、快、硬、强”，在他们的流毒影响下，许多音乐作品，都是所谓“全国通用粮票”式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东西，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群众早就唱腻了，听厌了，说：“与其听你唱口号，不如听报告”。“文革”以后，群众要求有新的东西听，但我们的创作还较落后，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还不多。因此，有些人从港澳或海外拿到一些时代曲、流行歌之类的录音带，就觉得很新鲜，当作宝贝欣赏起来了，上海和广州这个问题都很突出。其实，这些东西有文化修养的人都不喜欢，认为是低级的东西，真正学音乐的人也是对之摇头的，香港的进步文化界就感到诧异：为什么你们那么欣赏它们呢？
贺老说，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和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上海恢复“上海之春”的活动，在各种专业和业余的音乐会上，我们提倡创作和演出健康的、多样化的作品，组织群众开展歌咏和器乐比赛，把好的东西拿来推广，使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现在上海有十个区，每个区都有少年宫，有的区搞得比较好，有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教师教学，有民乐演奏、合唱、唱片欣赏等活动，我建议所有区都这样做，配备这类教师和设备，这样就能不断发现和培养有音乐才能的青少年，今后每年都可以组织少年儿童进行音乐比赛，把优胜者选入音乐学院附小，进行专业学习，这样坚持下去，社会的音乐风气就会改变过来，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并可培养出优秀的音乐专业人才。
对于不健康的时代曲流行的现象，有人主张禁止，我问贺老怎样看？贺老说，禁止是消极的办法，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人家拿到录音带，可以在家里听，躲到被窝里听，你管不着。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方法多做引导和解释，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能力和欣赏水平，同时积极发展创作，拿出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们，群众的要求满足了，他们自然就会摒弃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当然，我们反对低级庸俗的歌曲、乐曲，并不是反对一切外来的音乐，正像文学上我们不能抛弃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歌德一样，在音乐上，贝多芬、巴哈、肖邦、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但可以演奏、欣赏，还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吸取有益的东西，提高我们的创作和欣赏水平，
贺老还就如何看待抒情歌曲的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我说，许多群众比较喜欢抒情歌曲，但往往认为只有某些歌星唱的流行歌曲才是抒情歌曲，而对另一些内容健康又优美动听的作品，却认为不是抒情歌曲。我问贺老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贺老说，凡音乐都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我国古代的《乐记》开头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因此，没有感情的乐曲是不存在的。既有感情，就要抒情，人们一般可以把歌曲分成战斗雄壮的进行曲和优美动听的抒情曲，但就抒情曲而言，也要看抒什么情，怎样抒情。比如在文学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写得奇雄壮阔，是抒情；而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的是别离愁，亡国恨，也是抒情，但格调不同，效果也不一样。音乐也是这样，比如，抒发男女间的爱情问题，本来是正常的事，但也有健康、高尚与低级、庸俗之分。当然，我们应当歌颂健康的爱情、坚贞的爱情，而不应赞美那些低级、庸俗的“爱情”，或者提倡“爱情至上”。
此外，贺老还谈到教育部门应该加强普通中小学校的音乐教育，增加课时，增加设备；音协组织应不断开展社会上各类专业和业余的音乐活动和比赛；还要充分发挥广播电台的作用，广播电台播放音乐节目最多，好的音乐作品应该通过电台大力推广，这样几方面配合起来，就能促进全民音乐水平的提高。
“上海之春”音乐节从１９６０年创办至今（２０１０年），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距离我这次采访贺老也有３０年了，３０年来，“上海之春”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越来越丰富多彩，优秀的新作品层出不穷，各类新人辈出，贺老当年提出的希望，许多已逐步得到实现。无疑，他当年发表的真知灼见，对后来国内的音乐活动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