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密码与数字有关吗?很多年以来,我一直不解,何以我们家,除了两位哥哥外,姊妹三人的生日都是“17”?姐姐是6月17,妹妹是2月17,而我则是10月17 。二十年前,妈妈突然病重入院,那天是6月17;三个月后,经多方医治无效逝世,是9月17 。妈生前,我们只知道她是1920年9月出生的,至于哪日,连她自己也不清楚,莫非是9月17 ?生也17,死也17,“ 17 ” 是怎样一个令人费解和吊诡的数字!难道说妈有特殊资质,藏有神秘天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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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啊,我们都知道,妈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亲了,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她急起来也会扯着嗓门骂人。小时贪玩,我把新买的鞋忘在球场了,她说:“去把鞋找回来,不然的话,我就杀了你”(拜她“杀”我所赐,我从此不再丢东西)。再不就是“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你这个资产阶级!” 其实是当独唱演员的二哥,当晚有演出任务,需要护嗓多休息 。
她率直简单得近乎天真,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像竹筒倒豆那样对外人说: “我家女儿谈恋爱了,一个军官的儿子。” 在她的词典里,没有“ 隐私”两字。
在邻居的牌桌上,她总是输得拙朴而“无厘头”,让人忍俊不禁,因她从不会打牌,只是人家“三缺一”时的替补,好像纯粹给人逗乐似的。
好朋友周阿姨来时,哪怕是半夜,她也会从鸡笼中抓出一只鸡来硬让人带走。
饭桌上,鱼头鸡爪、残羹剩饭总是她吃了去,好东西绝对留给孩子、丈夫。60年粮食紧张,她把自己的口粮匀给孩子,自己咽筛成粉状的米糠而水肿得睁不开眼。隔壁的叔叔送给她一个结在树上的木瓜,想着能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了,她喜得昏了头,竟然伸手去接,结果木瓜从高处落下,直劈在她的食指与中指之间,登时血流如注。
单位搞大扫除时,老鼠乱窜,满屋的人大呼小叫,她竟用穿凉鞋的脚去踩,结果被老鼠咬了小脚趾。
文革时,她会捧着那包从牛棚带回来的﹑有浓烈的红花油药味的父亲的衣物嘤嘤地哭。
隔壁有人自杀了,她仗着自己做过看护长,“死人见得多了”,毫不迟疑地应人所求,站上高凳帮忙解套。
她文化不高,解放后在南大扫的盲。当我在读“红公鸡,绿尾巴,一头钻进地底下……”的时候,发现她的课文竟是《孔雀东南飞》,《木兰诗》,…… 这对她是何等大的挑战,于是有时晚上会听她喃喃地念:“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她不是一个世故圆融、人情练达﹑理论高深的妈妈,但绝对是一个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体贴入微的妈妈。她会为误过饭时的你麻利地做好饭菜,然后坐在一旁,看你狼吞虎咽吃得喷香而露出欣慰的笑。
她不像爸爸那样,时不时检查你的作业,出其不意翻看你学生手册上老师的评语,却会在你出门时摸你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够暖,询问你是否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叮咛你要早点回家。
外面受的委屈,小夫妻之间的龃龉,操劳家务的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听着,眼神里满是疼爱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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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肩膀削削的,手指尖尖的,掌心软软的,怀抱暖暖的妈妈啊,终其一生也只是海南食品公司人事股的一个小小的股长的妈妈,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却是一个宁死不屈的党的忠贞的女儿,面对灭绝人性的日寇,面对架在脖子上的屠刀,正气凛然,坚强得像个钢铁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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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为搜集父母亲战争年代的资料,我临时起意回国,下塌“黄金 大厦”。突然接到学敏兄的电话,难掩兴奋地告诉我,他托人找到了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海南日报》上登载的一篇有关妈妈事迹的文章—— 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似真似幻的朦胧印象,当妈妈还在海南行署物价处工作时 ( 大约1962年吧),一天,上小学一年级的我放学到办公室找她,听大人议论,说“三•八节”的《大公报》登了一篇有关妈的访问记。“ 可我的印象是登在一九五七年,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海南日报》上,标题是《不屈》”,大哥满有把握地说。果然在我离开海南的前一天晚上,哥托人把这篇文章送到酒店,大喜过望,让我欢呼雀跃!含着热泪,屏住呼吸,我急不可待地读起来—— 这真的是妈妈的口吻!
犹记得,很多年前那个夜晚,后院。当月光细细地从椰叶的缝隙筛下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团坐一起,静静地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一眨眼,敌人已经来到跟前,揪住我的头发……,用刀背在我脖子上锯来锯去……”,我一定是脸色煞白吧,吓得直往屋里跑,拉亮昏黄的灯,用那张红色的毛毡蒙住头,被毡毛扎得浑身发痒,捂出一身汗也不肯掀开。四年级时写成作文《我的妈妈》,还记得结语是“ 至今妈妈的腿上还留着碗口大的疤”,然后就是意味深长的六点省略号。陈绍义老师要我上台去读这篇作文时,我微弱的声音是颤抖的。
如今,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厦,我的心,我的魂却回到那个凄风苦雨, 硝烟弥漫的一九四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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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冬,接到日本鬼子要来扫荡的情报后,妈和战友们连夜把三十多位伤员转移到安全地方。天才蒙蒙亮时,又将五担药品藏进“海山”,还没来得及喘气,日寇的快艇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近身边,猝不及防间,两位战友被击中倒地,两位战友侥幸逃进“海山”,而妈妈却被敌人揪住头发,死死摁在地上—— 妈妈被捕了。敌人如获至宝,以为可以从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身上得到他们所需的情报。
“ 共产党在哪?” “ 部队在哪?”敌人咆哮道,“ 不知道!”妈摇摇头,顿时,耳光、拳头像雨点般砸在妈妈的头上,脸上,身上,“ 说 不说 !不说就砍死你!” 敌人像狼般嚎叫着,白晃晃的指挥刀在妈妈身旁砍来削去, “ 死就死!” 妈妈轻蔑地看着他们。鬼子一群人围着妈妈,把她踢倒,强压跪在地上,用巴掌掴,用藤条抽,用木棒打,用刀背砍……
第二天,母亲咬紧牙关,不吐一字,暴跳如雷的敌人就动用酷刑,老虎凳,铁烙,灌水……无所不用其极 !
六天的监禁,天天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妈妈宁死不屈,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不出卖灵魂。敌人便把妈与另外十多位同志一道绑赴刑场。一路上还用枪托不断毒打,直至妈昏死过去,日寇又用刺刀刺妈的大腿,见妈妈没反应,以为她死了,便把她抛在路边的土洼里… …
遍体鳞伤的妈妈,半夜里被寒风冻醒,她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部队在哪里? 我要回部队!可是想回部队谈何容易!别说不知道地方,就是受尽敌人百般折磨的身体,已是伤痕累累,动弹不得,特别是被敌人用铁器穿透的腿面,伤口已经化脓溃烂。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妈妈钢铁般的意志,她忍着剧痛,一步一个血印向前爬行,爬了一天一夜,力殚精竭,加上浑身是伤,又饥又渴,妈妈已经奄奄一息,在死亡边缘挣扎……这时一对路过的好心乞丐父子搭救了她。他们把妈妈藏在山洞里,用讨来的饭熬成粥喂妈妈,用盐水清洗她长满蛆的伤口。每天夜里,妈妈都望着天上的月亮,想念远方的战友,想念自己的亲娘。严重的伤痛和营养不良,致使母亲的一头秀发,甚至眉毛都脱落殆尽!尽管如此,妈妈仍是托乞丐四处打探部队的去向 ……
终于,乡政府知道了妈妈的处境,派人把妈妈送回宝芳甘田村,外婆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仍活着。她把妈妈藏在地洞里,悉心照料。十多天后,伤未痊愈的妈妈,又执意回部队了。母亲的怀抱是安全的、是温暖的,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事业,妈妈再次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又一次出征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妈妈经过了血与火的淬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说,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形势非常严峻,有人贪生怕死悄悄溜下了山,脱离了革命,而黄飞霞同志九死一生,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回到部队,是个不屈的女英雄!战友们都说,妈妈的归队是生命的奇迹,更是共产党人铁打意志的闪光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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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攥着旧报纸的复印件,在静得出奇的酒店里半倚半躺,泪眼迷离,满蓄的感情大河,犹如雪山融化般涌动,飘忽的思绪欲断还续……, 通花窗帘外,半明半暗的霓虹灯狡黠地闪烁着,交织成时光错乱的空茫感,在这一凝神一恍惚之间,流年暗换,物走星移……
我看见一个眼里蓄满了泪的十来岁的“童养媳”,在毒日下的晒场上,翻着菜脯,耳边充斥着公婆的吼骂声,正是不堪虐待,她逃离“夫家”,走上革命路;我看见一个孱弱的、套着宽大不合体的军服的身躯,背着体重几近是自己的一倍的伤员,踉踉跄跄,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出没;我看见一个浑身是血,昂然立在风里的烈女,日寇高举枪托朝她狠狠砸下;我看见一个行色匆匆、挥汗如雨的背影,永远赶着前面的路,一天四趟,辗转在家和办公室之间;我看见一个头戴斗笠,扬鞭赶着水牛的农妇,在没及腿根的淤泥里耕作,由红岺而乌坡,由乌坡而红岛,三个干校都有她抛洒的热汗;我看见一个眉头刻满焦虑的老妪,抱着不满周岁、发着高烧的外孙女彻夜不眠,哼着歌謡,踱着碎步;我看见一个衬着凌乱白发的憔悴病容,眼睛紧闭,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胶管……
也许,在那最难解、最神秘、最深邃的生命密码中, “ 17 ”这个数字,真的只是昭示着妈妈与我们姊妹几个之间毫不含糊的血肉关系,真的只是生命长河里阴错阳差的偶然巧合吧 ? 但妈妈,你却真的是用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锦魂霞魄, 铁骨钢筋 !
一如你那寓意隽永的名字:黄飞霞-----血色黄昏中,每天都如期而至的、瑰丽璀璨的满天飞霞——你肺腑深处流泻的光,就是你长阔高深的爱啊, 永远永远缭绕在我们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