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密码与数字有关吗？很多年以来，我一直不解，何以我们家，除了两位哥哥外，姊妹三人的生日都是“17”？姐姐是6月17，妹妹是2月17，而我则是10月17 。二十年前，妈妈突然病重入院，那天是6月17；三个月后，经多方医治无效逝世，是9月17 。妈生前，我们只知道她是1920年9月出生的，至于哪日，连她自己也不清楚，莫非是9月17 ？生也17，死也17，“ 17 ” 是怎样一个令人费解和吊诡的数字！难道说妈有特殊资质，藏有神秘天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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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啊，我们都知道，妈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亲了，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她急起来也会扯着嗓门骂人。小时贪玩，我把新买的鞋忘在球场了，她说：“去把鞋找回来，不然的话，我就杀了你”（拜她“杀”我所赐，我从此不再丢东西）。再不就是“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你这个资产阶级！” 其实是当独唱演员的二哥，当晚有演出任务，需要护嗓多休息 。
她率直简单得近乎天真，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像竹筒倒豆那样对外人说： “我家女儿谈恋爱了，一个军官的儿子。” 在她的词典里，没有“ 隐私”两字。
在邻居的牌桌上，她总是输得拙朴而“无厘头”，让人忍俊不禁，因她从不会打牌，只是人家“三缺一”时的替补，好像纯粹给人逗乐似的。
好朋友周阿姨来时，哪怕是半夜，她也会从鸡笼中抓出一只鸡来硬让人带走。
饭桌上，鱼头鸡爪、残羹剩饭总是她吃了去，好东西绝对留给孩子、丈夫。60年粮食紧张，她把自己的口粮匀给孩子，自己咽筛成粉状的米糠而水肿得睁不开眼。隔壁的叔叔送给她一个结在树上的木瓜，想着能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了，她喜得昏了头，竟然伸手去接，结果木瓜从高处落下，直劈在她的食指与中指之间，登时血流如注。
单位搞大扫除时，老鼠乱窜，满屋的人大呼小叫，她竟用穿凉鞋的脚去踩，结果被老鼠咬了小脚趾。
文革时，她会捧着那包从牛棚带回来的﹑有浓烈的红花油药味的父亲的衣物嘤嘤地哭。
隔壁有人自杀了，她仗着自己做过看护长，“死人见得多了”，毫不迟疑地应人所求，站上高凳帮忙解套。
她文化不高，解放后在南大扫的盲。当我在读“红公鸡，绿尾巴，一头钻进地底下……”的时候，发现她的课文竟是《孔雀东南飞》，《木兰诗》，…… 这对她是何等大的挑战，于是有时晚上会听她喃喃地念：“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她不是一个世故圆融、人情练达﹑理论高深的妈妈，但绝对是一个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体贴入微的妈妈。她会为误过饭时的你麻利地做好饭菜，然后坐在一旁，看你狼吞虎咽吃得喷香而露出欣慰的笑。
她不像爸爸那样，时不时检查你的作业，出其不意翻看你学生手册上老师的评语，却会在你出门时摸你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够暖，询问你是否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叮咛你要早点回家。
外面受的委屈，小夫妻之间的龃龉，操劳家务的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听着，眼神里满是疼爱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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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肩膀削削的，手指尖尖的，掌心软软的，怀抱暖暖的妈妈啊，终其一生也只是海南食品公司人事股的一个小小的股长的妈妈，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却是一个宁死不屈的党的忠贞的女儿，面对灭绝人性的日寇，面对架在脖子上的屠刀，正气凛然，坚强得像个钢铁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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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为搜集父母亲战争年代的资料，我临时起意回国，下塌“黄金 大厦”。突然接到学敏兄的电话，难掩兴奋地告诉我，他托人找到了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海南日报》上登载的一篇有关妈妈事迹的文章—— 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似真似幻的朦胧印象，当妈妈还在海南行署物价处工作时 （ 大约1962年吧），一天，上小学一年级的我放学到办公室找她，听大人议论，说“三•八节”的《大公报》登了一篇有关妈的访问记。“ 可我的印象是登在一九五七年，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海南日报》上，标题是《不屈》”，大哥满有把握地说。果然在我离开海南的前一天晚上，哥托人把这篇文章送到酒店，大喜过望，让我欢呼雀跃！含着热泪，屏住呼吸，我急不可待地读起来—— 这真的是妈妈的口吻！
犹记得，很多年前那个夜晚，后院。当月光细细地从椰叶的缝隙筛下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团坐一起，静静地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一眨眼，敌人已经来到跟前，揪住我的头发……，用刀背在我脖子上锯来锯去……”，我一定是脸色煞白吧，吓得直往屋里跑，拉亮昏黄的灯，用那张红色的毛毡蒙住头，被毡毛扎得浑身发痒，捂出一身汗也不肯掀开。四年级时写成作文《我的妈妈》，还记得结语是“ 至今妈妈的腿上还留着碗口大的疤”，然后就是意味深长的六点省略号。陈绍义老师要我上台去读这篇作文时，我微弱的声音是颤抖的。
如今，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厦，我的心，我的魂却回到那个凄风苦雨， 硝烟弥漫的一九四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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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冬，接到日本鬼子要来扫荡的情报后，妈和战友们连夜把三十多位伤员转移到安全地方。天才蒙蒙亮时，又将五担药品藏进“海山”，还没来得及喘气，日寇的快艇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近身边，猝不及防间，两位战友被击中倒地，两位战友侥幸逃进“海山”，而妈妈却被敌人揪住头发，死死摁在地上—— 妈妈被捕了。敌人如获至宝，以为可以从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身上得到他们所需的情报。
“ 共产党在哪？” “ 部队在哪？”敌人咆哮道，“ 不知道！”妈摇摇头，顿时，耳光、拳头像雨点般砸在妈妈的头上，脸上，身上，“ 说 不说 ！不说就砍死你！” 敌人像狼般嚎叫着，白晃晃的指挥刀在妈妈身旁砍来削去， “ 死就死！” 妈妈轻蔑地看着他们。鬼子一群人围着妈妈，把她踢倒，强压跪在地上，用巴掌掴，用藤条抽，用木棒打，用刀背砍……
第二天，母亲咬紧牙关，不吐一字，暴跳如雷的敌人就动用酷刑，老虎凳，铁烙，灌水……无所不用其极 ！
六天的监禁，天天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妈妈宁死不屈，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不出卖灵魂。敌人便把妈与另外十多位同志一道绑赴刑场。一路上还用枪托不断毒打，直至妈昏死过去，日寇又用刺刀刺妈的大腿，见妈妈没反应，以为她死了，便把她抛在路边的土洼里… …
遍体鳞伤的妈妈，半夜里被寒风冻醒，她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部队在哪里？ 我要回部队！可是想回部队谈何容易！别说不知道地方，就是受尽敌人百般折磨的身体，已是伤痕累累，动弹不得，特别是被敌人用铁器穿透的腿面，伤口已经化脓溃烂。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妈妈钢铁般的意志，她忍着剧痛，一步一个血印向前爬行，爬了一天一夜，力殚精竭，加上浑身是伤，又饥又渴，妈妈已经奄奄一息，在死亡边缘挣扎……这时一对路过的好心乞丐父子搭救了她。他们把妈妈藏在山洞里，用讨来的饭熬成粥喂妈妈，用盐水清洗她长满蛆的伤口。每天夜里，妈妈都望着天上的月亮，想念远方的战友，想念自己的亲娘。严重的伤痛和营养不良，致使母亲的一头秀发，甚至眉毛都脱落殆尽！尽管如此，妈妈仍是托乞丐四处打探部队的去向 ……
终于,乡政府知道了妈妈的处境，派人把妈妈送回宝芳甘田村，外婆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仍活着。她把妈妈藏在地洞里，悉心照料。十多天后，伤未痊愈的妈妈，又执意回部队了。母亲的怀抱是安全的、是温暖的，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事业，妈妈再次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又一次出征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妈妈经过了血与火的淬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说，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形势非常严峻，有人贪生怕死悄悄溜下了山，脱离了革命，而黄飞霞同志九死一生，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回到部队，是个不屈的女英雄！战友们都说，妈妈的归队是生命的奇迹，更是共产党人铁打意志的闪光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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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攥着旧报纸的复印件，在静得出奇的酒店里半倚半躺，泪眼迷离，满蓄的感情大河，犹如雪山融化般涌动，飘忽的思绪欲断还续……， 通花窗帘外，半明半暗的霓虹灯狡黠地闪烁着，交织成时光错乱的空茫感，在这一凝神一恍惚之间，流年暗换，物走星移……
我看见一个眼里蓄满了泪的十来岁的“童养媳”，在毒日下的晒场上，翻着菜脯，耳边充斥着公婆的吼骂声，正是不堪虐待，她逃离“夫家”，走上革命路；我看见一个孱弱的、套着宽大不合体的军服的身躯，背着体重几近是自己的一倍的伤员，踉踉跄跄，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出没；我看见一个浑身是血，昂然立在风里的烈女，日寇高举枪托朝她狠狠砸下；我看见一个行色匆匆、挥汗如雨的背影，永远赶着前面的路，一天四趟，辗转在家和办公室之间；我看见一个头戴斗笠，扬鞭赶着水牛的农妇，在没及腿根的淤泥里耕作，由红岺而乌坡，由乌坡而红岛，三个干校都有她抛洒的热汗；我看见一个眉头刻满焦虑的老妪，抱着不满周岁、发着高烧的外孙女彻夜不眠，哼着歌謡，踱着碎步；我看见一个衬着凌乱白发的憔悴病容，眼睛紧闭，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胶管……
也许，在那最难解、最神秘、最深邃的生命密码中， “ 17 ”这个数字，真的只是昭示着妈妈与我们姊妹几个之间毫不含糊的血肉关系，真的只是生命长河里阴错阳差的偶然巧合吧 ? 但妈妈,你却真的是用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锦魂霞魄, 铁骨钢筋 ！
一如你那寓意隽永的名字：黄飞霞-----血色黄昏中，每天都如期而至的、瑰丽璀璨的满天飞霞——你肺腑深处流泻的光，就是你长阔高深的爱啊, 永远永远缭绕在我们的心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