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具体论列有关文学创作的现象之前，我需要临时引入一个不完全属于纯粹文学的例证。1997年，在澳大利亚早已涌现了无数新华人的印刷传媒合文字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由他们编制发行的电声艺术产品：一张名为《男左女右》的CD激光唱碟（同时以磁带形式发行）。这个包含10首歌曲的作品组合，是笔者所收集到的以纯文字以外形式流传的优秀成品。我提到这一点，不仅是为了见证新华人文艺活动的广泛和多样性，而且也是为了提示一种在他们中间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感受、想象和表达方式。以其中最赚人热泪的一首歌《长途电话》为例：它以一段朴素的念白作为引子，描述一个留学生远在中国的母亲，正当孩子在澳生涯最艰难的时候患上不治之症，却在和孩子打通长途电话时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只说了一句“家里挺好的……挺好的。”作为最后的遗言。
词曲创作者（诗人楚客）利用这一情节抒写了一种典型的感受——
午夜的心是寂寞的家
午夜的思念独自在天涯
轻轻问候亲爱的妈妈
分别了这么久你还好吧
星光的泪滴是不是回答
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
声声呼唤可曾听见
孩子心里把你牵挂
天上今夜是否下雪
有谁为你倒一杯热茶
天上的路好不好走
一个人的时候是否也想家
门前老树旁盼儿归来
北风数不清你又添多少白发
梦中的我也许或许还没长大
远在异乡让你放心不下
呵，妈妈，亲爱的妈妈
声声呼唤你在天涯
呵，妈妈，亲爱的妈妈
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 [i]
这个一望而知的通俗作品，剥离了惯常附着在游子之情背后的宏大民族布景，把生离死别还原为人性悲欢。通过把隔海痛悼之情融入想象中的母亲在“天堂”里的离家思绪，一种人鬼不隔、两相套叠的虚拟，使这首歌在澳大利亚新华人中产生了非常具有冲击性的感染力。“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颤心追问反复出现，更令大批听众闻之动容，涕泪交迸。
就我所注意的问题来说，作为一个面向新华人“大众”的创作案例（虽然精英创作和大众文化的分野在新华人社区中还不是一个重要问题[ii]），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 “故园死讯”的想象模式：一个死亡的讯号，从当下生活场景以外的故国飞来，穿透而入，惊醒了人们此时此地的生活感受。这种模式，如果仅限于外观，我们很容易把之混同于传统华人文学中的思乡之愁，事实上，它在新华人中有独特的经验背景：澳大利亚新华人争取居留运动形势最严峻的几年里，大部分滞留的“留学生”签证已经失效，而又迟迟未获澳大利亚政府准许居留，正处在对自己的前途和身份充满疑虑的艰难岁月。根据澳国移民法，若在此“身份”未定期离开澳境，将永远失去定居资格。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厄使大部分新华人悬置于精神煎熬之中。令人深思的是，新华人的出国运动不是自外于中国社会情势的运动（我们知道，许多家庭希望他们最终能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故园有难，往往也成事后噩耗，每每在他们心中激发悠长的哀痛。这种哀痛中包含了对时间流转、人生代价和此身何寄的奇幻感慨。
“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除了典型化了一种与死亡有关的哀思之外，在想象结构上尚有更大的重要性：它提示了一种不可挽回的空间上的“悬隔”和时间上的“断裂”。
回顾一下新华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大举奔赴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有助于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区别于本世纪早些时候的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其他来源地（如港台）华人移民的比较“实际”的出国动机，新华人的出国选择受着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一种强烈的精神指向的影响。虽然并非每个人都和1989年事件有直接的牵连，但在八十年代的话语氛围下，出国（不管以什么名义），作为一种裹挟数十万中国青年的“运动”，具有文化逻辑上的必然性：当西方以历史的名义定义了“进步”的前景时，对历史发展“时间之维”的确认，便很容易转变为人身寄属的“空间之维”的漂移：“西方”于是在地理上体现为“许诺之地”，正如它在第三世界发展的时间进度表上体现为“历史的终点”一样。因此，新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处境：它是作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追求另一种形式的延伸与赓续，或者说，是作为这种追求从国内环境蔓延到国外环境的“屈折形态”或“替代形态”而出现的。
那么现在，“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诘问，乃是在具体的家园感伤主题包装下隐藏了一个表达结构，这个结构强烈暗示了他们对其理想主义追求的连续性及其代价的质疑。也因此，寻找这种空间上“悬隔”（错置）、时间上“断裂”（中断）的象征遂成为新华人文化表达的一种强烈兴趣。
这种兴趣除了可以在“故国死讯”的想象模式中呈示之外，也可以在“当地的死亡”中激发，从而有一种对于“当下夭折”的故事的构型兴趣。而这又不过是把“空间”上的断裂转化为“时间”上、人生历程上的断裂而已。
在文学的例子中，“中国留学生”争取和等待在澳居留权的漫长历程构成了很多作者笔下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iii]，而这个主题的处理常常渗透了悲哀和绝望的调子。张劲帆，出国前武汉一份学术刊物的文艺理论编辑，在悉尼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有一篇题为《西行》：女主角在一连串的申请、等待之后，面对着移民局的裁决：因为她被发现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不能被批准留在澳国。然后她陷入了漫长、徒劳的上诉。故事描写了她贫贱的生活，绝望的爱情，和她在病床上对移民局“好消息”的期盼，仿佛这已经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一旦她被获准居留，全部生活就有转机和重生的意义。最后，在移民局的新消息到来之前，她却已不再需要那种看来遥不可及的恩准了---作品写道，她自动完成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在梦幻中病故了。[iv]
客死异乡，本来是中国传统中极其不幸的事，但是作者利用这一点构造了一个沉痛的反讽。它也多少代表了“新华人”对自己这一族群命运的追问：我们是什么？在异乡和来源之间，我们有什么可以依凭，既然面对一片“拒绝之地”，而传统的归属感又已在我们身上无情剥落？这个短篇小说尽管在艺术上是概念化的，而且描写得比较粗糙，它仍然把“新华人”在澳洲边缘性的处境问题尖锐化了。小说贯以“西行”这个题目，标志了前述关于理想追求的时空断裂的构形兴趣。
有一个中篇小说《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出自“刘放”之手，作者原名刘剑星（他现行的笔名很难不令人想到“流放”一词的谐音）。在赴澳前他是广州最大的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属下文学季刊《花城》的资深编辑。在他的小说里，对死亡的处理是通过新华人一种典型的题材——“打工”故事来加以暗示的。
这个小说描写了一批“留学生”在一个叫Bronia Park的地区当老人院当护理员的经历。这座悉尼远郊的老人院在怒放的鲜花和葱茏的绿树包围下，成为一座远离尘嚣的活的坟墓。面对着弥留在这个富裕社会里的老人们衰老病残、痴呆癫狂的景象，每天的护理工作是沉闷和屈辱的。有时他们不得不奋起反击那些性情古怪并有多少有些虐待狂倾向的住院老人的无理取闹。在工作之余，这些同一命运的异乡人找到了机会，互作情欲的偷欢。这样，一边是留学生打工者的出国后的感情自由：春宵苦短的罗曼蒂克，另一边却是日常工作时间所被迫面对的有关死亡的噩梦般的人生启示。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在这种紧张中，作者以十分精细的笔墨描绘了笼罩其中的死亡气息：
这里住的全是手脚僵硬、神志不清近似植物人的老人。有的骨瘦如柴，一根根骨头上包着一层薄薄的皮，与解剖室陈列的骷髅无异；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颧骨高耸，看一眼都令人寒心。有的面目狰狞，口鼻歪到一边，口吐白沫，同样令人胆战心惊。一连看了几个房间，都大同小异。有的却出奇的肥胖，象一堆肉堆在床上，也已奄奄一息。有的身体侧卧，蜷曲如一条虾，把她翻过去，仍是一条虾……还有一个，大腿和双手都齐齐切断，剩下一截上身象肉柱子放在那里，这使我想起汉朝时吕后将一个妃子斩去四肢放在厕所的情景。……在昏暗的灯光下，静夜里，你穿行在这样一种人世，你自然的想起《聊斋异志》中的一些描写，又象置身但丁笔下的地狱中，阴森而恐怖。[v]
这样一部作品把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海外打工的奇特经历笼罩在但丁地狱式的亡魂阴影中，也使读者对人类的徒劳、最终的衰老和败亡的命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川是一个曾在悉尼《自立快报》的华文文学征文获奖的年轻作家。他善于在小说里创造了一种朦胧如幻的色调，用来容纳比较复杂和不明确的感觉和心理变化。这使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充满了细腻地流荡的、梦游般的、疑幻疑真的、魅惑的叙述。他的《醒梦》（Waking Up in the Morning）把死亡的主题富有技巧地包装在一种多重的梦境之中。
在澳大利亚生活很多年之后，小说的叙述人想起了梦的问题，并且梦一样回忆起刚刚到达这个新国家的生活：第一次上工的拂晓，天上还有星光，他告别床上的梦乡，乘坐一辆空落无人、叮叮当当的墨尔本早班电车，下车后还要穿过无数灯光惨白的橱窗照耀的清凉大街。这些大街的描写使人怀疑是另一种梦境：还在沉睡的城市“也做着有人的梦吗？”，接着他必须走过一片坟地，那里安睡着“全部永久的居民”他们又在造什么梦？。由于提早了很多时间到达，他发现工厂仍然大门紧闭（急切地开始一份工作曾是我们最大的梦），于是他只好蜷缩有凉风的街角半睡半醒地等待，造半明半昧的梦－－
人躺下发凉之后就真的进入了终极睡眠吗？我只是打发时间，并不需要答案。我提醒自己不要睡过去。
我似睡般地醒着，在‘安睡大师’[vi]和终极睡眠之间思考着睡与醒的事情。原来睡去是没有这么容易的，我们注定要醒着不管你醒得如何的勉强，去消磨完命运派给你的时间，然后睡了，并且和醒着的世界失去联系。[vii]
这里有着那些睡眼惺忪、困倦不堪的早班劳工们十分熟悉的感受（大部分赴澳新华人显然十分熟悉这种感受），又是一种天衣无缝的转喻。“睡”和“醒”作为交界不明的状态，暗中谕示了“生存”和“死亡”的错置——
很难想象活着的人每日在这里面对死亡，忙碌的是一些什么。[viii]
这篇小说，最后虽然结束于“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欣悦与安宁，但其氛围中包含的逻辑依然诱使读者疑惑于当下生活的可靠性。例如，大多数新华人最终虽然成功地居留在了澳大利亚，但这能使那些付出了多年生命代价、不惜一切的异乡人“死”而复“生”吗？他们如何能确切证明自己不是进入了另一场迷梦？毕竟，赵川的小说暗示了“死亡”和在澳“永久居留”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文学例证是不胜枚举的，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对“死亡”的处理并不是雷同的，而是各禀其创作才情的。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在悉尼有一个杰出而纯熟的女小说家林达，结合了机智的象征隐喻和冷酷的哲理反讽，出色地揭示了“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ix]。在她对中国人闯荡澳大利亚的身份问题的思辩性想象中，浮现出一些遥远的、无名尸体的意象，它们被停放在沉默中，等待法医贴上标签，以解释其一生的案情。每一个死者都带走了一些只有在死亡经历的现场才知道而别人无法准确了解的东西。由于死尸不能说明自身，因此每一具尸体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名的对象，都有一种任凭搬弄、随意解释的荒谬性。林达暗示，活着的人如果无法为自己的经历作出完满的解释，也就是处在无名尸体般的状况[x]。这再次接近了赵川暗示过的“虽生犹死”的理解。出于这种理解，她为新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尽艰辛的居留运动赋予了这种的布景：
就这么一块可怜的陆地，人类在上面声势浩大、前赴后继来回搬了几千年。
……（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中国人定居的行政决定公布之夜）那一夜有雾，雾色苍凉。雾气把夜团团围住，使夜更加凝重，安祥，有人悄悄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又有人压住嗓门唱起《九一八》。歌声四起之际，人们一下子都悲壮起来。琴唱得比谁都动情，低沉的女中音铅一样沉沉压下来，在唱到‘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时，琴突然捂住脸，泪从她那纤细美丽的手指缝中流下来。
那天夜里，大屋的情绪在琴用手捂住脸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哭泣，思绪如潮，悲歌如潮。绿卡作为敲门砖的使命至此全部结束。人们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纵，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xi]
[i] 《男左女右》（Palmreading—首盒中国留学生原创原唱歌集），澳大利亚Cads Music 版权制作（介质：CD音碟和Cassette磁带），第6首
[ii] 或者说，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精英”与“大众”，而是“主流文化”和“少数族群文化”的区分
[iii] 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iv] 张劲帆：《西行》，《东华时报》（悉尼）1998年1月22日
[v] 刘放：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5月29月(全文连载于1997年5月8日、5月15日、5月22日、5月29日、6月5日)
[vi] 一种床垫的牌子
[vii] Leslie C Zhao（赵川），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 in “Influence-Australian Voice”, Ed. Peter Skrzynecki, Anchor Books,Australia ,1997，pp.251－257（一个不完整的中文版本以《醒梦》为题，见华声日报（悉尼）1994年5月7日）
[viii] 同上
[ix] 林达《最后的天堂》，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7至8月连载
[x] 林达《天黑之前回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0-11月连载
[xi] 林达《最后的天堂》，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7-8月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