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說【天黑之前回家】讀後

第一次接觸林達的【天黑之前回家】這篇小說﹐覺得筆調新鮮也產生了一種困惑。為了能用清晰的語言把這種感覺表達出來﹐我仔細地再讀﹐並注意反省由字裡行間激起的聯想和思考﹔——希望這樣能因此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或至少能大致把握住這篇有些奇特的中篇小說的精神。

當我重讀時,難以分清哪些是源自生活本身的素描﹐哪些是作者勾描時的機智大膽的想象。她表面上撇開了社會歷史的演進﹐朝代的更迭﹐極少落墨于傳統文化的興衰﹐沒有什麼文化精神的點綴﹐一切描述顯得偶然﹑零落和瑣碎,象是隨意地串門,你認了這個是外婆﹑那個是外公,“我”的母親,父親﹔走馬觀花地走進他們的生活,談起一個又一個年頭,卻很少準確的年份﹔看到了一些或模糊或清晰的照片,旁白也不在意那精確性（誰會感興趣呢那種小戶人家﹖）﹐不留意就一眼晃過去了,一留意卻發現是些特別有趣的人生片段。然而﹐當你告別主人,走出那家門,走去不遠﹐總覺得還有什麼需要你回頭再望一眼時,你真的忍不住回頭看了,卻不見了那四壁圍攏起來的小戶人家的外在形態﹐它仿彿消失了﹐根本就不在那兒﹐或許是在你回頭的瞬間擴展到了天地的極遠處﹐ 但是你卻分明地記得這一個從1938年頭上有炸彈尖嘯着的年代開始講訴的逃難人家的簡略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世界上。故事退隱了﹐世界凸顯了出來﹐它解說的就是這世界。言猶在耳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你想說“嗷﹐那時候的人原來是這樣的﹗” 或是﹕“那時候的人是這樣的啊﹗”一切都是那麼可能﹐那麼簡單﹑真實。許多許多你熟悉的原不在她故事裡的人和事在她們身後,在那些清晰的﹑發黃的照片中出現了﹐串聯起來﹐活躍起來﹐牽出各自經年的話題往事,互相印證着那令人扼腕的生死恩怨。你竟能隱約地感觸到那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脈搏﹐那社會生態的滄桑變化。是幾代人靈魂的揉捏演變﹐作為一種無形的解說﹐顯示出那個社會那種內在結構的真實面目。靈魂的歷史﹐歷史的靈魂﹐在這個小戶人家的故事裡竟能窺見一斑﹐屬於歷史的那份感觸也就自然分明。

　　三代人物的故事﹐是這樣的﹕

　　外婆27歲時遭遇到戰爭——“發生的年代始終沒有打聽到﹐”作者用不確定的語調說,“這種事情算來應該發生在1938年間”, ——她跟着外公舉家逃難﹐由於起先是隨夫朝東走﹐而遭到飛機轟炸﹐四個孩子失去了三個。痛定思痛﹐外婆决定再不能朝東走而躲過了另外５次轟炸﹐得已保全了她所余下的唯一的孩子“我的母親“﹐也因此開始了與初始決策失誤的外公長達半個世紀的爭吵。

　 “1938年”所代表的事件就這樣過去了﹐外婆開始過起心平氣和的日子。但在外婆４０歲那年（那年頭﹐如果讀者推算﹐這種事情應該發生在50年代初期）﹐她又遭遇到一個意外而成了英雄﹐又經報紙確認成了必然的英雄。之後的一年裡﹐外婆連升三級﹐從此掌握了大權。作者寫道﹕外公在娶外婆為妻30年後﹐一家之主的地位江河日下。他在一個食品批發部批發食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們不知道外公何時娶外婆為妻﹐自然也無法推算“30年後”是什麼年代﹐大約60年代了﹖或許這些年代數字只是提供一種階段劃分的方便而已﹖）掌握了大權的外婆對外公說﹐現在男女平等了﹐你看怎麼辦﹖外公說﹐世風日下了﹐我也沒辦法。外婆說﹐现在我忙了﹐家裡的飯你來煮。 外公被迫煮飯。奇的是外公煮魚時﹐故意把魚膽弄破﹐或乾脆把魚膽和魚一起煮。一鍋菜苦不堪言。他的惡作劇層出不窮。終於有次元宵節他煮的雞﹐將整雞不破膛地煮了﹐煮出了一股怪味而激怒了外婆。

　　自然﹐我產生了弄清這老頭眷戀什麼的濃厚興趣﹐他在固執地護衛着的精神家園﹐我更感興趣于作者這樣地約束住當時客觀存在而且佔據着統治地位的狹隘的政治本位視角﹐淡化其外在的表層的生存相﹐另闢蹊徑﹐用這種似漫不經心的家常話家常事﹐展示活脫脫的生命﹑自然的世俗感情和人間氣﹐ 從人的靈魂的角度裸露出那段歷史的烙印。我視這一擺脫或約束對文學創作有着美學上的和哲學上的意義。

　　象頑童嘔氣式的衝突繼續發生着。甚至外婆講出令外公終身難忘的話﹕你給我搬出去。外公或悶聲不響抽煙﹐或對自己唯一的聽眾“我”（外孫女）說些奇奇怪怪的話﹐如﹕“改朝換代了﹐什麼事都奇奇怪怪﹐這種事他以前也聽說過﹐說話不算數。”誰說話不算數呢﹖他說“你外婆”。他躲着偷酒喝﹐又常常被外婆當場抓住﹑給一番教訓。

　　日子就這樣蹉跎着。“那一年冬季最後幾天﹐革命才剛剛開始。”作者這樣寫道(那是指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外婆外公又開始爭吵。外公敢說其實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了。外婆威脅說把他的戶口遷出去﹐還說逃難那年就該回鄉下去﹐這個結局比較好。這使外公慌亂而迷惑。他搞了點小聰明,又讓外婆摘了桃子。他氣憤又沒辦法。退休了仍然在外婆的管轄之下。在一次涉及到他抽屜裡的“珍藏”的衝突後,他思前想後,把這輩子發生的事斟來酌去,發現已經別無選擇,唯有出走。這是他後半生最大的決定.極有意思的是,作者接下來的一段描述,寫得逼真而動人﹕

　　“想到離家出走外公松了一口氣。他突然站起來﹐把酒找出來﹐ 給自己斟上滿滿一杯﹐一飲而盡﹐那天滿臉酒氣的外公乘興把牆上那把塵跡斑斑的蕭取下來。他走出門外﹐吹起一首我從未聽過的曲目。那首曲美妙絕倫﹐抑揚頓挫的蕭聲﹐吸引了許多路人。外公那天把那首曲吹了一遍又一遍﹐路人走了一批又來一批。外公越吹越來勁﹐喝過酒的臉脹得通紅。外公完全忘了時間或者根本就不打算考慮時間。外婆下班回來時﹐門前仍然站滿了人,外婆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她像路人一樣站在人群之中﹐久久注視着外公。那天外婆煮的飯。外婆邊煮飯邊哼那首她似乎十分熟悉的曲﹐曲哼得動情而又歡樂。外公站在外婆身邊﹐垂手而立﹐羞捏得像個少女。”

　　那笛聲無疑喚起了民間尚存的對久遠了的美好事物的嚮往。

　　第二天他還是提着包離開了家。他停在了十字路口﹐他拿不定主意﹐便在十字路口坐了整整一天﹐看人來人往。精壯的年華早已過去﹐他只能天黑前回家﹐發泄一通後﹐再安穩下來。可不﹐這次回去後他理直氣壯地要酒喝了﹐酒後臉色鐵青﹐大聲地向眾人說﹕“有什麼了不起呢﹐她沒有什麼了不起。”生前最後一晚﹐他十分清晰地對外婆說了人生的最後一句話﹕他明天不去買菜了。他死于突發性心肌梗塞。　　　　

　　外公死後﹐外婆變得沉默寡言﹐也退休了﹐依然在老部下嘴裡稱為主任。她在外公的抽屜裡找出了許多陳舊的紙條﹐都是她親手寫下的承諾﹐如相夫教子﹐要兒孫滿堂﹐等等。都是久遠了的許諾﹐她把它們重新鎖進了外公的抽屜。而有關方面卻注意到去她家小坐的人越來越多﹐似有聚眾之嫌﹐說她“七十四歲那年再次被推舉出來﹐代表一群人。”這描寫淡淡地滲出整個社會真實形態之陰鷙。

　   第一代的故事就算完了。外婆是個幸運而機靈的生存者﹐她能迅速進入社會給她安排的新的角色。外公不是。他從來不願進入外婆後來進入的世界﹐他的靈魂始終躑躅在外婆寫下那些諾言時的世界裡﹐氣惱着自己視為終身伴侶的人竟然把先前的諾言忘得一干而淨。他有家﹐但那家已經被大量與家無關的東西異化了﹐他是弱者﹐活的很無奈。他寧願掉在過去與現實的斷裂縫中﹐也拒絕攀援﹐雖然胳膊上有着那塊足以在小外孫女面前衒耀的肌肉——他問﹐有用嗎﹖外孫女大聲說﹐有用﹗他象是犯了生存判斷的錯誤。等他出走來到十字路口時﹐他已經老得不能“生活在別處”。

　　不知什麼原因﹐我在思索這個形像時﹐竟想起與外公同時代的中國文化名人曹禺晚年的那種痛苦感觸﹐感到自己走過的道路的狹窄﹐生活的貧乏﹐甚至懷疑自己“有沒有才﹐真是個問題。”因為他“一拿起筆來寫現在﹐就感覺到自己空空﹐一無所有﹐不象從前那時候﹐拿起筆來順溜極了。”（[沒有說完的話]李玉茹編﹐山東友誼出版社）外公﹐不過是個被迫早早離開了土地的普通人﹐因 “1938年那場戰爭”他甚至都沒有“從前那個時候”﹐他還能怎麼樣呢﹖那從十字路口轉回去後大聲宣稱“我為什麼要走﹖要走也不是我走。對吧。”是有着比照阿Ｏ精神更深刻的含義的。第二代﹐那是指“我的母親”。她學醫﹐以解剖與命案有關的屍體為生。“二十二歲就手操解剖刀”﹐有一次在命案現場﹐她內行極了的分析和青春明媚的臉﹐贏得了一個異性的反復恭維﹕“你工作很積極”﹐那人一身肌肉﹐她決定愛上了。那就是“我”的“父親”。這婚姻的美滿﹐可以

從下面的描寫裡看出﹕

　　“那一年剛進入隆冬季節﹐母親經常很晚才回家吃飯﹐....母親一回家就不厭其煩地講述白天那些屍體現場的各種細節﹐甚至還不時放下筷子﹐極其可笑地比劃死者死時的姿勢。父親每次都睜大雙眼﹐無比興奮地從頭到尾把故事聽完﹐然後提出各種奇怪的問題。”而“我”從那時起﹐就譏諷地相信“他們是天下撮合得最完美無缺的一對”。“那一年冬季最後幾天﹐”母親的解剖室主任自縊身亡。他曾經對母親說過﹐他不希望自己被人尸解。母親參與尸解了他。這一刀﹐使母親變成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終於病倒。從此對科學的嚴謹失去了興趣﹐也就是說放棄了在身後能留下一本解剖專著﹐提醒人們不忘記她的這個奢望。不僅如此﹐她先是因失神而偶然﹑繼爾是惡作劇地在解剖室裡對屍體標籤實行張冠李戴﹐一次比一次大膽。她還發現除她之外﹐有別人也弄這把戲。她覺得真不足為奇。她有了新的哲理﹕人死了就一切了了﹐叫什麼都一樣。她心平如鏡地到退休﹐退休前被升為教授頭銜。退休那天﹐她將解剖三十年的經驗精闢成一句話﹕你要是殺死一個人你就完了。她認為﹐這個城市每天都有人死于非命。當她發現女兒已長大﹐獨立了﹐自己無力要求她繼承衣缽和願望時﹐她接受了整個命運﹐並且感激——她費力寫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命運沒讓她死于非命。

　這形像真令人傷感﹕該有用的人過了無用的一生。在這個中篇裡﹐我們看到第一代同第二代之間基本是相安無事的﹐符合歷史﹐因為他們基本認同一個生活模式﹐那是“被歷史地決定了的”﹐他們從來沒想過“可以不在其中”﹐或者想到時﹐來日無多﹐無法再說“那又怎樣呢﹖”大部份只能如“母親”﹐死了凝住不動的蒼老的眼睛﹐“冰冷如磐石”。

  第三代﹐那個“外孫女”,小說中的“我”看着那些觸目的歷史破綻﹑那些強忍的人生悲哀﹐在兩代的民族文化的整體性﹑精神性的衰老過程中出現了。

    她說﹕走吧﹐再不走﹐日子都過完了。有一種日子註定是這樣過的﹐說什麼都沒用。由於在生命的開始就迭加了上兩代有着歷史質感的人生印痕﹐她自然能早熟地判斷出生活有沒有顯露出能使她安心的變數﹐她選擇了離開中國。

　　俗語說﹕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可容易唱麼﹖要是能站在新的山頭﹐放眼仍然看到週圍的山嶺﹐那感觸自然不待說﹔但要是還爬不上山腰﹐甚至還逗留在谷底﹐能知道那新歌麼?

    她來到悉尼進入斯福坦丁大學神學院。她反叛了母親對她的期盼－學醫﹐但還是記得母親的人生追求﹕只有留下一本書﹐這個世界才會記住你。她想在神的世界裡完成母親對她的要求。結果卻發現談何容易﹐唯有放棄。

她認識了大衛﹐一個碩士攻讀生﹐並決定愛。大衛是個天生的旁觀者﹐是個什麼也不確信的人物。而她也在神的世界裡找不到自己。她感覺到自己還是在一個滿是死路的城堡裡。她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她注意地傾聽大衛說﹐神都不能主宰自己﹐何況人。他說人要挑挑揀揀﹐品嘗各種滋味。他花了三年時間﹐得出一個結論﹐人最理想的生命程式是一生換三十份工﹐經歷五次婚姻﹐育八個子女。她悲哀地為自己痛哭﹔又為母親的死而自責。她失掉了自己。

    雖然作者在第三代的故事裡﹐極力維持原來的敘述方式﹑原來的語言風格﹐提到了以色列戰爭﹑造物主﹑杳杳目城堡﹐ 最後一幕的一幅蒼涼的歷史畫——那似有所指的最後一戰﹐但都不能給她帶來某種歷史性的思考﹐反而更暴露出這個小戶人家的第三代的人生探索缺乏可以同上兩代故事裡的執着的魂魄相匹配的靈魂。

　　事實上﹐她象一個斷了線的風箏﹐出了國也沒幫她多少﹐她缺乏生氣真的瑣碎了起來淺薄了起來。對於上兩代的歷史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她象是個“多餘的人”。雖然實生活裡常見不自覺地或甘願如此的人物。但這成不了理由。剛剛開始的第三代的故事是歷史地開始了﹐其後的發展有待于新的現實的啟示。自“1938年以來”我們民族的第三代不會成為歷史地“多餘了的一代”的﹐即使她選擇了離開中國﹐“遺忘”不會有綿延的市場。坦率地說﹐尋找和重鑄民族魂和回答什麼是現代意義的中華文化的精神﹐生活自身還在百思求其解呢。但作者在這個不長的中篇中﹐沒有構作什麼大框架﹐通過幾個普通人物﹐卻將一個凝重的話題﹐一個小戶人家近半個世紀的生活暨所處的時代﹐簡約得如此恬淡﹐給人一種生活原生態的感覺﹐即表達出那段歷史中大部份人經歷的真實景況(並不是每個人都遭遇到"萬難忍受的境遇的”), 又勾劃出了那段歷史核心的內容﹕“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和其心態流程﹐應該說是成功的。小說顯示出了對那個時代的很強的概括能力﹐這種概括﹐是用極其輕淡的線條和些許陰影鉤勒出的肖像﹐卻活靈活現地呼喚出遠比肖像更多的內涵﹑精練地表達出那背景的實質。簡煉的遣詞造句﹐卻透出嚴肅的寓意﹐這使作品產生出一種特殊的魅力。小說不也解說了我們的歷史發展具有的那種巨大的平庸慣性的來源嗎﹖　　

     當然﹐如果拿這個中篇同那些描寫同一時期卻正面觀照中華文化精神和這種文化培養的人格﹐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的長篇巨制相比﹐那些自然是史詩般的交響樂﹐而這個中篇只是在那段沉重的歷史之弦上撩撥出的一首小戶人家的短歌﹐自在﹑真切而簡朴﹐那感受就如聽這一句話:“天黑之前回家”。

 01/04/2001澳洲僑報